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其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优秀思想文化。后者作为前者的脱胎之母体和植根之土壤,为前者提供了生生不息的丰富滋养。《贞观政要》是我国历史上一部具有深远政治影响和文化价值效用的政治伦理思想著作。其所反映的贞观一朝唐太宗及他的臣属们治政的运思智慧和伦理睿知,再现或揭示了贞观年间治政的机理和要义。《贞观政要》政治伦理思想是贞观年间政治经济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是为巩固李唐王朝封建统治服务的。在唐代,其政治伦理思想不仅促成了贞观之治,对后世的宋元明清等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应秉持“扬弃”的辩证原则,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当代的政治伦理思想建设提供借鉴与启示。《贞观政要》政治伦理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有着隋朝末年“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的前车之鉴和贞观之初“国单民弱,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在思想渊源上主要受儒家德治思想、道家清静无为思想和法家法制思想影响。同时与唐太宗的戎马倥偬打天下及明德克己治天下的叱咤人生和史官吴兢以“董狐之笔”所进行的认真编撰有着紧密联系。《贞观政要》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政治伦理思想基于对“可畏唯民”,“君依于民”的君民关系深刻认识。从唐太宗仁义为治、体恤民苦、与民休息等“民本”的治国举措的实施及其政治伦理意义可以看出,最高统治者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必须清醒认识到民众的重要作用,以民为本,通过对民众的重视,来争取他们对皇权的合法性认同。同时,对民众重视与否,也是生发中国古代封建君主及其统治集团君德臣德的最根本因素。统治者的君德、臣德内化于心,外显于行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民本思想在个人修养中培育和政治实践中的运用。在《贞观政要》一书中,对君德、臣德的最好注脚也是体现在唐太宗君臣的民本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治民的言行、施政措施以及其效果上。《贞观政要》政治伦理思想中的以德修身、选贤与能的君德思想内蕴丰富。唐太宗视君德为政权治乱兴亡的关键因素,注重修身自砺、克己明德,选贤与能、唯才是举,从善如流、诚心求谏,修养着自己的君王之德,力求“内圣外王”,从而开创了中国梦的古代典范——贞观之治。但是在位二十三年的治政历程所犯下的过失及所应得的教训也不能不提及。在封建王朝家天下的统治阶层集体里,作为君王的肱股、手足,臣僚们的道德作用不可小觑,直接影响到执国理政的实施效果。《贞观政要》在对臣德与臣才孰轻孰重的辨识之上,指出敢于直言切谏、勤政清廉是贞观一代臣德政治伦理的要义。唐太宗所开创的贞观之治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最繁荣“治世”,也是封建法制制度最健全的时期。唐太宗君臣对德法关系的认识承袭着自周以来的儒家“德主刑辅”的理念。《贞观政要》政治伦理思想强调了明德慎刑、反腐倡廉的法制思想。要求立法宽平简约、司法公正严格、诚信遵守法令、有贪必反。并加强对官员考核的制度化、常态化和多样化。唐太宗的纵囚特赦的大胆举措既体现了他的慎刑恤民,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个时候李唐王朝的强大统治力。唐太宗坚持“四海一家”的民族一统思想,以“仁德”和“武威”两手对民族问题做出了恰当处理,极大的缓和了民族矛盾,形成了当时民族关系友好和睦的新局面,体现了他以诚相待、讲信修睦的民族政治伦理思想。《贞观政要》政治伦理思想有着深远历史影响、也有着其囿于时代环境的历史局限。本论文通过《贞观政要》政治伦理思想的条分缕析,提出了我们今天可以从其中吸取有益的思想精华,并结合时代特点进行创造性发展。在实际工作中,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要“以民为本”。在社会管理上,要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管人,以规矩管事,将社会事务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总言之,其政治伦理思想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官德修养和推进社会主主义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必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启示。“先泽留嘉谟,后人当勉就。”对于中华民族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思想财富,后人要好好珍视。透过《贞观政要》历史沉积的烟云和灰尘,从中开掘和汲取有益于当代政治文明和道德文明的治政经邦的政治伦理智慧,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早日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