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然而当前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法律制度的差异已成为大湾区发展面临的极大挑战,一个原因则在于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另一个原因在于粤港澳大湾区本身所存在的“1+2+3X”模式的特殊性,这使得其既不同于欧盟地区国与国之间的跨国合作,也不同于美国旧金山、纽约等知名湾区属于联邦制国家下的跨区域合作,还不同于日本东京湾区或是我国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等区域在相似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地区发展。在这一背景下,香港、澳门和广东省存在着的制度差异,致使在大湾区发展进程中导致因制度不同而产生的协调发展成本增加,而解决这一问题和根本性措施在于从立法层面着手解决因制度规范导致的发展阻碍,为此,需要在顶层制度设计层面寻求制度创新。近年来,我国在区域协调发展上有着丰富的实践探索,尤其是在协同立法方面,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进行修改,赋予协同立法合法性地位,粤港澳大湾区是否可以采取协同立法以及如何采取协同立法的方式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进行理论与现实层面的研究探析。本文将从四部分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问题进行探究:第一部分是在现有文献梳理后的基础上,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的必要性进行分析,通过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对粤港澳大湾区历史发展进程进行梳理并对粤港澳大湾区进行协同立法的必要性进行说明;第二部分对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的困境和可行性展开分析,主要从协同立法的理论层面和法律制度体系层面,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现实差异情况进行探究,并针对理论问题和现实差异带来的双重困境下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的可行空间;第三部分对域外协同立法实践进行模式化归纳,总结为统一立法模式、示范法模式和共商协定模式三类,并且针对国内东三省、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协同立法中的有益经验予以梳理总结,提出四点经验启示,一是要结合区域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协同立法模式,二是专门机构在协同协同立法中发挥着重要协调作用,三是针对特定领域更易开展富有针对性的协同立法,四是配套工作机制能够有效保证协同立法的推进,希望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的制度构建有所助益;第四部分是从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角度提出进路设想,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应当在坚持一国两制的总原则下,采取协调发展、差异区分和多元共治三项基本原则,且根据大湾区内不同立法主体的地位权限划分出四类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参与主体,并建议采取中央授权下的示范与协商相结合模式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革新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专门协调机构,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