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1940-1992）英年早逝，彼时她长期被低估的文学声誉逐渐恢复并步入佳境。评论界扼腕叹息之余，新一轮的研究热情也随之兴起。但很少有人提及的是，卡特的创作生涯，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基本完整地见证了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也极具这次女性解放运动的特色。诚如她不是一个温和节制的平权讨论者，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从揭露压迫到寻求解放，她声称自己“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1。本文将选取卡特的三部小说—《魔幻玩具铺》（1967）、《马戏团之夜》（1984）、《明智的孩子》（1991）来探讨卡特女权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这三部作品分别创作于卡特写作生涯的初期、成熟期和晚期，总的来说它们都是对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两个基本问题的关注，即女性受压迫地位的产生原因与如何消除这种压迫，但每部作品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本论文共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文。本文选取了研究卡特作品的三个切入点分别是父权制度、身份问题、互文性，引文部分依此为框架首先回顾了海内外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本论文的选题和研究思路。　　第二部分的研究对象是小说《魔幻玩具铺》，本论文聚焦于该作品所呈现的父权制度与女性身份危机问题。在进行文本分析之前，作者首先简要介绍了与这两个选题相关的理论背景，即法国女权主义哲学家依莉加蕾对拉康结构主义心理分析理论的推进与演绎。拉康认为人类欲想建构自我身份，语言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语言具有对人的欲望进行阉割即遮蔽，篡改和异化的功能。依莉加蕾认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根源在于男性对于自身被阉割状态的否定，并将自身树立为完满、统一、连续的参数借以定义女性特征。这种观点在《魔幻玩具铺》中得以体现。老板菲利普叔叔是神圣父权的化身，仿佛一个超验的存在，卡特用“时间之父”（小说中的钟表制作者）这个意象来影射菲利普的身份：自成一体，封闭连续，无法逃避的永恒参数。梅拉尼十五岁的年龄传达了卡特的提醒：身份危机是每个女性的成年礼。从卧室镜前、自家后花园、废弃的城市公园到菲利普叔叔的地下木偶剧场，渴望建构自我性别身份的梅拉尼始终无法摆脱内化了的性别陈规角色和男性期待的禁锢。创作于六十年代末期，卡特的这部作品具有鲜明的激进女权主义思想特色。彼时，激进女权主义者们一方面呼吁抛弃、废除父权制社会强加的性别身份，另一方面也遭遇到一个实际问题，即缺乏建立新型身份的道德基础。　　第三部分的研究对象是《马戏团之夜》，该作品标志着卡特已经走出七十年代的文学声誉低谷。本部分将研究作为应对身份危机策略的女性身份去符号化问题，即女性如何基于自我的个别的利益筹谋性别身份。巴特勒的后现代身份表演理论为本章提供了理论背景。诚如她在《性别麻烦》中所指出的，“语言和政治的司法结构构成了当代的权力场域??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个建构的框架里，对当代司法结构所生产、自然化以及固化的身份范畴做出批判的论述”（第6页），巴特勒的理论致力于揭露身份的建构性与流动性，这无疑为挑战性别陈规角色的普遍性和本质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但本章指出了卡特并非无条件接受并采纳表演性身份这个后现代颠覆策略：首先，巴特勒的后现代理论反对任何形式的身份标签因为所有的标签都意味着压制和简化，但卡特拒绝彻底解构主体性，隐藏在面具下的身份(masqueraded identity)与缺失的身份（non-identity）是两个概念；其次，在《性别麻烦》一书中，巴特勒认为性别身份的解构意味着女性脱离既定框架溶入无边无际的话语世界，“拓展何为女性的可能性??使其成为一地可承载测外之意”（第50页），而卡特透过丑王巴弗之死警告读者不加限定的表演可能会导致表演者被自己制造的幻像所吞噬。这些都体现了卡特运用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观点来克服表演理论“过度解构”的内在缺欠。在文本分析部分，本章首先探讨了飞飞这个带翅膀的女演员如何借助身体表演和话语表演所创建含混身份将自身塑造成为折磨男性窥探欲望的谜团。接下来本文分析了卡特对表演性身份所持的审慎态度：第一，卡特强调了物质条件对飞飞进行表演性身份建构的限定作用;第二卡特将飞飞设置在非常明确的历史条件之下和社会关系之中。如此，卡特笔下的飞飞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角色，体现了一个特定社会中“性、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盖尔鲁宾，转引自阿莉森，第222页）。　　《明智的孩子》是卡特在八十年代末期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通过重写历史对父权制度的反思。在理论背景部分，本章梳理了福柯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对女性走出父权制的历史沿革重新审视和书写历史所起到的先导性作用，但也指出当宏大叙事被彻底解构，女权主义必然面临的又无法解决的尴尬局面是父权制作为宏大历史被解构也会导致女权主义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在文本分析部分，本章研究了《明智的孩子》对反映父权制度的家族史、文学史和国家史的改写。如前面的悖论所示，文学生涯晚期的卡特对父权制怀有既恨又爱、既质疑对抗又期待顺服，既解构又复建的矛盾心态，例如小说中孪生姐妹朵拉与诺拉在七十岁生日之际与自出生就抛弃她们的父亲和解；朵拉自幼便迫于生计混迹于底层小剧场，晚年时承载父亲无限风光的大剧院的没落又使她黯然伤怀。此外，本章还将分析卡特的对莎士比亚去经典化的主张，以及她对八十年代撒切尔政府的保守主义和文化审批制度的嘲讽。　　在结论部分，本文将卡特的文学创作置于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大背景中，揭示了她在这次女性解放运动中的思想发展轨迹：六十年代兴起的激进女权主义是卡特女权思想的启蒙，卡特因之将自己的早期作品集中于对父权制的深刻揭露。但随着激进女权主义的文化转向，卡特因不满而与之切割并以《新夏娃的激情》对这种转向进行了讽刺。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兴起使卡特的思想也随风而动，她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对女性气质和女性身份的后现代主义化重构明显保留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审慎。生命晚期的卡特转向了对父权制度的再次审视，她的视野里增加了文化精英主义与帝国主义，她的女权主义思想具有激进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双重特点。阅读这个时期的卡特，可以发现她解构的冲动与建构的理想都不如往昔强烈。彼时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已渐行渐远，死亡的气息日益逼近卡特，无奈、悲观、幻灭感弥散在她最后的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