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考察诗哲之争的源头以挖掘“苏格拉底攻击诗人”的文化根源。作为西方文化重要论争事件的“苏格拉底之死”,其本质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哲学思维、理性思维挑战以荷马为古老的“诗性思维”的最终后果,但是通过柏拉图之笔,苏格拉底/柏拉图成功地让人们从对荷马神学时代身体的关注转向关注灵魂。“诗哲之争”在西方历史的重大影响从“形而上学”和“诗学”两个方面路径发展:在形而上学一端,不管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想国(理念)”、基督教的“上帝”、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理念”,实质都彰显了一种形而上的努力,即构建出一种人们看不见的“理念”、“上帝”、“物自体”作为集体主义社会共同的道德基础,这种道德基础具有永恒不可动摇的正确性,可以作为对一切时代、一切社会、一切民族的都普遍适用的人性规范;在诗学一端,亚里士多德《诗学》作为一部明显反驳苏格拉底/柏拉图诗学的学科著作,由于其对诗歌创作情节和规则的极端重视,又成为古典主义诗学攻击浪漫主义创作不遵守“三一律”的理论支撑,由此肇始了一种柏拉图主义般的艺术“形而上学”,客观造成了后世古典主义诗学对某种永恒的、普遍的创作规则的追求,意图以一种绝对正确的理论体系来指导和规范感性的艺术创作。苏格拉底/柏拉图思想对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表现在他对艺术物质性的一种深刻敌视,即认为最高雅的、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艺术的精神性部分,而艺术的物质性部分,即外在的形式、扮相、色彩、表演等这些与人的感性(听觉、嗅觉、触觉)直接接触的部分则被视为庸俗的、低等的。因此,艺术与精神或物质的相关程度成为人们评判艺术高低的标准。换言之,艺术越具有精神性则价值越高,艺术的物质性程度越高则价值越低。“诗哲之争”在形而上学与诗学上的影响,即对“灵魂和肉体“、“永恒和可朽”、“普遍和一般”的价值规定,最终都在尼采处被重新扭转与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