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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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ODA是中日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日经贸关系变迁的一个关键分析视角。本文结合IPE学者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理论,通过运用结构性权力理论中四个权力结构的分析维度,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ODA政策这一研究对象加以分析,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990年-2000年日本对华ODA政策的生产结构主导期;2000年-2008年日本对华ODA政策的知识与金融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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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ODA是中日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日经贸关系变迁的一个关键分析视角。本文结合IPE学者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理论,通过运用结构性权力理论中四个权力结构的分析维度,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ODA政策这一研究对象加以分析,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990年-2000年日本对华ODA政策的生产结构主导期;2000年-2008年日本对华ODA政策的知识与金融双结构主导期;2008年-2018年日本对华ODA政策的安全结构主导期。以1990年到2000年间日本对华ODA中的日元贷款为例,不仅其贷款规模与项目数处于日本对华ODA以来的顶峰期,同时援助重点也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表现出受生产结构主导的显著特征,但另一方面,9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对华ODA政策也反映出愈发受到其余三个权力结构的影响与制约;通过分析日本对华ODA支出纯额对比、利民工程援助相关数据发现:2000年到2008年日本对华ODA政策突出表现为知识与金融双结构主导特征,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ODA政策发生转变,援助重点与援助地域发生变化。不只如此,同期日本对华ODA政策的安全结构因素亦渐趋上升,金融结构与安全结构的负面制约作用,导致日本政府逐步削减对华ODA规模;安全结构主导了2008年到2018年的日本对华ODA政策,直接导致日本政府不断缩减对华ODA规模,并于2018年宣布停止对华ODA。缘于同期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这一阶段的日本ODA政策亦日渐强调对华竞争与制衡考量,不断增加对印度、东盟等“伙伴国”援助,日本对外援助政策凸显安全战略与价值观因素。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对华ODA政策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日关系的相关变化,同时也能从中得到一定启示与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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