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受到诉求“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的社会浪潮影响,从中国到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思潮风起云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纷纷借助社会主义理论元素,对自由主义进行“损益”与“优化”,以期与苏联正在崛起的共产主义对抗。然而这条学理调适的路径在1940年代后期出现了“逆流”。随着国共战争的胶着和冷战格局的奠定,一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应声频频对对前期的调适作出“修正”,着力于经典自由主义立场的“归复”。本文着重从坚定的自由主义份子蒋廷黻对社会主义的先扬后抑以及与中国知识界渊源颇深的美国政坛领袖华莱士自由主义观转折之中国回响,两个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知识背景的“修正”案例入手进行探究,以期提供读者观察1940年代中后期中国自由主义学理阐释一个全新的面向。文章重新审思这段中国大陆自由主义发展最高潮的历史,试图解析当初“社会主义”如何浮生并呈现于自由主义者的知识脉络之中；那些经历内战、冷战政治大变动后仍坚持自由主义的人士最终如何抉择,如何从1940年代的“社会主义”大想象中归复于自由主义。他们自这些社会主义的概念要素中提取了什么,又删削了什么。虽然这场思想界澎湃的风潮仍基本停留在学理阐释阶段,最终没有达成坚实有效的社会实践成果。但是自由主义在1946-1949年间的中国实践从知识维度上来说是比较成功的,尤其与当时欧美自由主义的知识建构相较,并不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