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文华影业（1946-1949）的创作活动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战后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以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影音资料、文学作品、报刊杂志及影人口述史为等多元文本进行分析,并结合话语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进行性别视阈下的女性主体话语建构研究。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由“文华”的经营策略与创作路线出发,探究其女性主体话语营构的经历。以创作群体中具有独特女性身份的张爱玲为代表,透过其战后由“影迷”作家到电影编剧的文化身份转型,勾勒出40年代民族电影与文学之间的流动旅痕。而后,以“女人之所想,女人之所感”的银幕再现为轨迹,追问女性个体命运探求的现实路径。具体解读《不了情》与《太太万岁》,讨论银幕女性话语的生发及对“男性中心”电影业的突围之举。同时,以婚姻、家庭关系问题的暴露与嘲讽为创口,揭示女性意识与主流时代需求间的矛盾与协商,还原话语权威下女性言说的“边缘”困境,并力图以理性视点重审作品与时代关联,赋予其应有的典范价值与历史地位。第二章为彰显“文华”男性创作者对女性的别样情愫与人文关怀,通过对银幕女性主体人格的想象性建构,在两性间加以平权对话的桥梁,实现视点的共融与情感的互通。并以男性角色的行动与语言展现出重构两性关系的温情笔触,传承“男子作闺音”的书写实践,从价值冲突、人情世态、欲望书写实现对作为“他者”的女性形塑。第三章则描绘战后“文华”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凸显,以性别“民族志”的写作方式,将两性秩序、民族心理等一系列丰富的文化表述包涵其间。在时代布景下分析女性在家庭与社会的的双重身份中所蕴藏的生活哲思与女性特质的审美体验,重启民族电影中的性别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