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研究20世纪初到当代的澳大利亚华人文本书写中的厌女问题的呈现。根据这些文本叙事时间的不同,论文的主体部分对三个时期的文本展开探讨:1949年以前,1940s-1970s期间,以及当代。从第一部澳华小说《多妻毒》开始,以当代的一个小说文本《云吞》结束。所选文本的叙事时间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直到20世纪末期左右结束。叙事的场所主要设在中国和澳大利亚,从城市（《另外的女人》、《少女小渔》、《东坡纪事》、《云吞》）到农村（《马兰花,马兰花》）,或者城市和农村同时成为叙事场所（《多妻毒》、《银姐》、《天生作妾》）,《女儿楼》。这些文本的作者既有女性（丁小琦、毕熙燕、吴贞才）,也有男性（黄树屏、欧阳昱）。这些作家来自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黄树屏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澳大利亚早期（旧）离散华人,而丁小琦、严歌苓、欧阳昱等在中国出生和长大,吴贞才出生和成长的环境则远离中国,他们属于新的离散华人。本论文共有四章。导论部分重点阐释了厌女症和离散华人的概念。论文认为厌女症不能简单地阐释为“厌恶女性”,对女性的敌视、物化、对女性性的恐惧、惩处“坏女人”而张扬“好女人”等都是厌女的表现。这部分的最后探讨了“离散”一词含义的演变,论述了澳大利亚新华人的离散性质。第一章为文献综述。厌女症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因此本章综述了中国文化中的厌女史、厌女症的历史演变和不同历史时期厌女症的不同表现形式,为接下来的文本分析提供了厌女症的历史文化语境。第二章探讨中国传统的父权制和厌女症的关系。首先探讨了父权制和“异装的父权制”的理论,接着分析了传统的厌女症在第一部澳华小说—黄树屏的《多妻毒》中的呈现。本章的最后分析了“异装的父权制”和厌女症的关系。在分析这些文本的时候,本章还探讨了不同的文体、不同的历史语境和书写时间以及叙述者或作者的态度对厌女症的呈现方式的影响。第三章首先综述了本章的几个文本的叙事时间—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前后的历史政治语境,接着分析了选自丁小琦的《女儿楼》的三个文本中厌女症表现形式的演变:《马兰花、马兰花》中贩卖女性,《女儿楼》中女性作为个人的主动性的丧失,《另外的女人》中新形式的一夫多妻。本章最后探讨毕熙燕的《天生作妾》这个文本中女性自身在厌女症的行为施展和维持厌女症过程所扮演的角色。在分析这些文本的同时分析了探讨了如何通过运用人称来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态度取向。第四章探讨厌女症在新离散华人书写中的呈现。首先分析了第二次移民浪潮（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历史语境以及这段时期性别关系的变化。接着分析欧阳昱的《东坡纪事》中厌女思想和行为如何在文本中的男性人物身上得到呈现的,以及女性人物又是如何应对的。接着分析严歌苓的《少女小渔》中的新离散华人男性如何利用女性在移居国求生存、女性又是怎样应对新形势下的厌女症。严歌苓虽然是美籍华人作家,但是这个文本的场景设在悉尼,叙事时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也就是新离散华人移居澳大利亚的时候。这一章的最后分析黄贞才的另一部作品--《云吞》,探讨女性在新的环境下如何应对厌女症以及如何颠覆传统的女性角色。本章还分析了叙事声音,叙事语气以及隐含作者对阅读效果的影响。本论文的文本分析的理论支撑涉及到叙事学、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叙事学主要引用史罗米斯（Rimmon-Kenan Shlomith）,布斯（Wayne C.Booth）以及艾尔伯特（H.Porter Abbott）等的理论,同时还用到了史密斯（Sidonie Smith）和沃特森（Julia Watson）关于生命书写的理论,以及德尔康特（Matt Del Conte）和弗鲁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有关第二人称叙事的理论。性别研究方面主要引用雷金庆（Kam Louie）,西宾斯（Ray Hibbins）,苏珊·曼恩（Susan L.Mann）,亨氏（Bret Hinsch）,宋耕（Song Geng）,布朗维尔（Susan Brownwell）和瓦瑟斯特罗姆（Jeffrey N.Wasserstrom）等有关（华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理论。女性主义方面主要引用凯特·曼恩（Kate Manne）和上野千鹤子（Chizuko Ueno）的理论、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和卡洛杰罗（Rachel M.Calogero）等关于女性物化的理论,以及瀨地山角（Kaku Sechiyama）,史太希（Judith Stacey）,米斯（Maria Mies）,米勒（Pavla Miller）,墨加丹（Valentine M.Moghadam）等有关父权制的理论。心理学方面主要引用茱克（Adam Juke）的理论。另外,卡普兰（E.A.Kaplan）和霍尔（Stuart Hall）的文化学方面的理论对于本论文跨文化文本的研究也很有实用价值。通过对这些文本的研究,论文发现中国的厌女症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之中,社会和政治变革如“国家女权主义”都不能让其根除。当旧的厌女形式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新的厌女形式便取而代之。不同的历史时期厌女症的表现形式也许会不一样,但是厌女思想和行为却具有顽固不可根除性。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对于厌女思想和行为的永存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对女性的厌恶并不总是男性,女性也可能既是厌女行为的受害者也可能是施害者,而父权制的代表也不仅仅是男性,女性也可能成为父权制的代表,比如“异装的父权制”。这些文本对厌女症的呈现表明厌女深植于华人文化之中并随着这些华人迁移到他们的居住国。厌女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家庭问题,也是个人问题。家庭是厌女施展的最常见的场所,但是家庭之外同样存在厌女的问题。在面对厌女症的时候,女性并不总是处于被动的角色,她们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文化环境的改变都影响她们对厌女症的回应。本研究还发现作家的出生背景以及他们所处的时间和场所、性别的差异、政治和道德立场的迥异以及文本的读者不同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影响作者在文本中对厌女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