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在五四小说中常常是缺席的,直到1920年代日常生活书写才在五四小说中频繁出现。由此,本文将五四小说分为,日常生活缺席的五四小说和日常生活介入的五四小说两类。五四小说中日常生活的缺席具体表现为启蒙对日常生活的遮蔽,日常生活缺席的原因在于,五四小说批评对日常生活的拒斥与对启蒙的迎合。而在1920年代,日常生活在五四小说中的介入具体表现为阅读、谈话、看电影、游公园等活动的退出,工作与家务这两项活动的频繁出现。可见,日常生活介入后青年们的外部活动内容发生了平民化的转变。日常生活的这一频繁介入,是由五四小说家对于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启蒙的忧虑所导致的。在1920年代,随着日常生活的频繁介入而来的,是五四小说中启蒙的“落地”。启蒙的“落地”首先体现为五四小说中启蒙者内在价值取向的转变。日常生活缺席时启蒙者理想化的价值取向,与日常生活介入后启蒙者务实化的价值取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了五四小说中启蒙者的“落地”。启蒙的“落地”还体现为启蒙在空间与时间上的转变。从空间上看,在日常生活缺席的五四小说中,启蒙是落在抽象的“人”身上,而在日常生活介入的五四小说中,启蒙则是落在了具体的“人”身上;从时间上看,日常生活缺席的五四小说所表现的是“暂时的历史性(直线性)的进步过程”中的启蒙,而日常生活介入的五四小说所表现的则是“超越历史的永恒的周期轮回”中的启蒙。由于日常生活缺席的五四小说是对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反映和响应,所以本文将它视为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发生变异”的“常态”;而日常生活介入的五四小说虽并未直接对应某一场实质性的政治变革与社会运动,但却是五四小说家在淡化了反封建色彩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建构启蒙的一种文学性尝试,本文将它归为“预示着社会发展的未来”的“先锋”。由此,日常生活介入的五四小说与日常生活缺席的五四小说之间,构成了“先锋”与“常态”的相对性关系。在“破家立国”的历史进程中,旧秩序解体而新秩序缺位的历史处境,为日常生活介入的五四小说这样一种“先锋”的发生提供了条件。过去我们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娜拉”出走前的启蒙问题上,却很少关注到“娜拉”出走后的启蒙问题。而五四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书写展现了“娜拉”出走后,“娜拉”在日常生活中痛苦或麻木的精神困境,以及启蒙在日常生活中的阻塞与停滞,由此暴露了启蒙的危机。此外,在“娜拉”出走后,启蒙在日常生活中的危机问题代替了家庭问题、爱情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而,日常生活书写对于启蒙危机问题的提出,表明它在本质上是对早期问题小说的延续。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于否定日常生活缺席的五四小说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在文学史中为日常生活介入的五四小说这样一种“孤独”的“先锋”争取一恰当的席位,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