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杰出的文学艺术大师,他们先后作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文坛的亮丽旗帜,以丰厚的创作实绩和突出的艺术成就开辟、拓展了乡土文学的领域,影响了一代代青年作家。鲁迅重在“揭丑”,在《阿Q正传》中塑造了一个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文化戕害下形成的病态人格和病态心理的阿Q形象,他健忘、奴性、卑怯、守旧、夸大狂、假道学、无是非、无特操、自寻开心、以丑骄人、等级观念、排斥异端、憎恶革命等等,可以说几乎汇集了鲁迅所发现的中国人所有的不良品格和精神,使阿Q的一生成为我们国人的人生,阿Q的性格成为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阿Q正传》也成为20年代中国形象的代名词。沈从文则重在“显美”,注重发掘、凸现边域山民的传统美德和自然人性,《边城》里,不仅有集自然美、人性美与人情美于一身的爱与美的化身的翠翠,更有着体现中华民族以诚待人、重义轻利、古道热肠传统美德的摆渡老人、船总顺顺,这些人共同构成了自然与人和睦共处的和谐社会,寄托了作者重造民族精神的理想,也使的《边城》继《阿Q正传》之后,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表。《阿Q正传》“揭丑”以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与《边城》“示美”以激起人们对人性美的渴望与追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中体现出两代作家解剖国民性和“重造民族经典”的殊途同归的理想。这样,从文本、作家的生命观以及文化生态学背景下的个人体认三个方面对《阿Q正传》《边城》作为中国形象背后的文化隐寓进行剖析,将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