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1943年10月诞生于上海沦陷区,主编为苏青,是一份以刊载散文为主的文学期刊。它在上海沦陷区存在的近三年时间里,采取远离政治与风月的办刊宗旨,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点滴,提倡女子写作,显示出浓厚的女性色彩,对考察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环境以及普通市民的生存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共分四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是对《天地》进行整体定位并探讨两大创作群体的创作心态。从所刊发文章的内容入手来对刊物定性,从对办刊宗旨的分析入手来探寻刊物的特点,从时人的评论和发行量入手来判断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汪伪官员与落水文人而言,尽管对战败的恐惧和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使他们走上了“和运之路”,但毕竟大节已亏,内心是非常苦闷矛盾的,不得不自我麻醉,自欺欺人以求得宽慰。对于鬻文为生的自由文人而言,因为大众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所以在写文章的时候,不可避免要考虑到大众的口味和喜好,显示出世俗化的创作心态。第二部分联系时代和社会背景介绍《天地》的文章风格。沦陷时期上海时局的不明朗使得文人们不再执着于人生的终极关怀,转而开始关注日常生活,作品呈现出浓郁的凡俗化色彩。在恶劣的言说环境下,人们采用变体的方式去对抗权威、抨击时政、解构现实,又赋予了一些作品诙谐化的特征。沦陷时期将散文作为避开现实、遣愁排忧、附庸风雅的一种写作和生存策略,散文创作主打“清谈”和“忆旧”的闲适风,《天地》作为一本散文刊物,也不例外。第三部分分析了《天地》的女性色彩。一本刊物的编辑出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编辑者的影响,作为一名接受过“五四”新式教育的女性,《天地》的主编苏青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女性主体意识,因此《天地》是一本有着女性化色彩的刊物,和同时期其他刊物相比,它刊发的女作家的文章是相对较多的。同时,以张爱玲和苏青为首的女作家一方面关注女性生存的困厄之境,深深地替女性悲哀和叹息着;另一方面也对女性自身积习和弱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对于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有着非凡的促进意义。第四部分是对《天地》文化功绩的评析,从文人交流平台与文化史料保存两个角度对《天地》的文化功绩进行了挖掘与评述。《天地》只是上海沦陷区众多文学刊物中的一种,本文并无夸大其对上海沦陷区文学的代表性之意,《天地》进入本文研究视野的原因在于,它所处的特殊背景以及刊物性质为上海沦陷区文学研究提供了历史资料和切入平台,这就为还原上海沦陷区文化风貌提供了可能。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正是通过对一个个看似不相干的文学现象的研究,沦陷区文学研究才能得以不断地完善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