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利用解释学、对话理论的资源，对西方美学和西方文论中的误读问题和误读理论开展研究。解构主义认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这是一种绝对主义的观点。在文学交流的实践中，我们仍可以获得意义的普遍性、确定性。阅读不是保罗·德·曼所说的关于阅读不可能性的寓言，误读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应该避免的，可以避免的。　　 要避免误读，就要弄清误读的生成机制。从其内在生成机制来看，文学误读跟语言的表征危机有关，文本自身的解构性和修辞性是导致误读的重要原因，文学意义还有可能在互文的无限链接中失去所指。通过考察文学误读的内在生成机制，我们发现文学作品有意地使用模糊性语言，使信息量加大，内蕴变得更丰富，但同时也使意义变得难以确定。语言的自主性理论导致了意义变成漂浮的能指，真理成了误认。但是，语言的自主性不能导致语言变成“能指链”，语言的乌托邦是幻想的乌托邦，语言不能没有所指对象和公共性，语言的存在是以语言的公共性为前提的。就文学误读的外在生成机制来说，可以从读者、作者和意识形态等角度来考察。首先，从读者的角度看，读者的图式是读者误读的无意识基础，误读是人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认为文本的意义是读者的创造，这就过分夸大了读者的主观作用，忽视了文本、社会等其他解释的环节。反之，有人则认为由于主体的异化和退隐，阅读总是他者在阅读。过分夸大或缩小读者的作用都忽视了大众的普通阅读，都是一种精英主义的理论构想。其次，从误读与作者的关系上看。写作是一种自居心理，寻找作家独特的认同性体验，是切入作品的途径之一。认为作者意图无关紧要，或者认为阅读就是要寻找作者意识，都显得过于偏激。存在着作者意图明显的作品，意图对误读有限制作用。意图理论还要与本文的运作机制结合起来，才能合理地诠释本文。在解构主义那里，阅读总是一种书写，书写也总是一种阅读，二者是一种双重同构。但是，如果要承认解构并非完全在破坏，并不总是在误读，要寻求另一种书写、另一种表达的可能性，就必然趋向一种实用主义的研究。因为写作不完全是一种个人误读与创新，它必然与传统和知识联系在一起。最后讨论了误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传统认识论与模仿论有意识形态色彩。误读是摆脱权力意识形态的途径之一，但玩弄文字游戏的误读其力量有限。误读必然涉及到一种符号暴力与资本争夺的游戏，一切符号游戏最终都在追逐经济利益，把文学作品当作“纯”作品来阅读是一种误读，而关系性的思维方法或反思性阅读也许是避免误读的一种方法。艺术作品总是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误读会产生一系列审美的、伦理的和政治的效应，误读导致了经典的重构，但经典作为一种流传物，不只提供焦虑，也提供某种终极的共同性和归属感。以道德判断作为作品评判的标准是一种误读，但是，作者却利用了读者的这种道德情感来叙事。误读既可以表达一种哲思，又可以表达对霸权和权力的抗议。　　 文学文本是一个多层面的未完成的开放性结构，文本中不同的层面呼应着不同阅读方法的介入，文本中的不确定因素由于特定的解读方法而得到了确定。文学文本是一个多义性的结构，但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不可阅读的他者，文学交流是主体间的交流，善良愿望是文学阅读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因素。阐释的适度，就是执其两端，取其适中，在感性的阅读与理性的方法论阐释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平衡关系。阅读并不是一个误读的寓言，一个成功的阅读和交流是可以获得的。文学是一个交流结构，因为文学在本质上是对话的。但由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失之空泛，对话理论有变成对话的乌托邦的可能，解释学必然走向方法论和实用主义的研究。误读还是一个文化问题，文化是产生文学和误读理论的母体。误读是文化交流的前提，其中人们可以获得共识和一致。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是互动的关系，存在于自律和他律的张力中。在阅读中，如果没有审美经验作参照，就有可能产生否定性的阅读，从而产生认同危机，发生误读。　　 对文化语境和审美经验的研究表明，文化研究是文学误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误读的产生和消除都要回到文化的母体中去加以处理。文学意义的确定性首先来源于意义的普遍性、意义系统的稳定性，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意义的交流。因此，将误读绝对化实际上是否定意义交流的可能。任何阅读都是意义的确定性和相对性同时共存，最有效的阅读应当是二者的恰当组合与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