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完善设市标准,严格审批程序”,以及一些撤县设市的申请获得批准预示着冻结17年的撤县设市政策或将重新开启。以此为契机,笔者讨论了对撤县设市体制进行法律规制的问题。我国的行政区划体制历来为政府、行政权力所掌控,通过较多的政策、规范性文件、低位阶的法规规章对行政区划进行管理,行政区划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较低,造成的后果就是区划变动的频繁往复,对我国的政治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撤县设市体制是伴随着地级行政区划改革而生,旨在顺应地方经济的发展需要,促进新型城镇化、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在实施之初,对于促进我国城市化、市场化进程,优化城市布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撤县设市法治性、规范性的不足,具体包括设市标准的问题、主体权限配置的问题、以及审查批准程序的问题、监督问责的问题等,使得撤县设市体制在运行中存在弄虚作假、权力寻租的情况,导致一些不符合撤县设市的县也升格成了县级市,继而造成了“设市热”“假性城市化”“空壳城市”的问题,撤县设市也变成了某些县级政府干部政绩工程,以及寻求政治资本和经济利益的抓手。因此对撤县设市体制的法治化改造十分必要,通过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方位法律规制,具体包括行政区划基本法律的制定、法律体系的构建,以及程序性规则的设定和监督问责体制的完善,力求使撤县设市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