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西方社会经历了女性主义的第一次浪潮。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与中国女作家张爱玲可以被看做这一时期东西方女性文学创作的代表。两者在作品中都使用大量篇幅去塑造具有时代特色的女性形象,在各自国度都受到了热烈追捧,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而,对于两位作家所著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对比分析有显著意义,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不同国家社会转型时期女性的真实生活状态。然而,关于二者的对比研究仅有一篇名为《浮华世界凋零的玫瑰—菲茨杰拉德和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异化形象》,主要从环境、爱情、婚姻、亲情及母性五个角度来讨论女性的异化现象及原因,篇幅短少且浅显。本文以两位作家代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理论框架,以菲茨杰拉德与张爱玲塑造的代表性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探讨两位作家所刻画的女性形象的异同、女性观的异同及其潜在原因。研究发现,由于受男性社会体系的管束,菲茨杰拉德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潜意识中将自己奴隶化、物质化及兽化。不论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最后一个大亨》,或是《金锁记》、《半生缘》等作品中,女性将自己当做男人的附属财产,甘心接受男性世界的准则影响和控制；对于女性而言,踏入婚姻是为了金钱和地位而无关爱情；为了私利,对他人甚至是亲属毫不关心,丧失基本的人性关怀。当然,由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更倾向于被动接受自己的命运而毫不反抗；而在菲茨杰拉德的描述中,后期一些女性角色女性意识开始萌芽,转变成“新女性”,展现出自恋人格。由于童年经历、人生体验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菲茨杰拉德与张爱玲对女性持有不同的态度。从一开始,菲茨杰拉德对女性的态度就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对女性的精神堕落产生厌恶；另一方面,他赞成并很欣赏这些新女性所代表的价值观。张爱玲则是持有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始终旁观这些女性的悲剧命运。作为代表性文学创作人物,菲茨杰拉德与张爱玲都忠诚的履行了作家的职责,生动描绘了他们身边的女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