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实行赶超战略的大背景下,城镇和乡村日渐割裂和分化,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逐渐形成。改革开放至今,轰轰烈烈、规模空前的人口大迁移在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的同时,相应地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准确把握乡城迁移人口的本质。研究建立起包含宏观维度和微观维度的、多层次的乡城人口迁移驱动机理结构体系。首先,分别从宏观维度和微观维度解析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时空演化形态。其次,对中国乡城人口迁移驱动因素分成三部分进行探讨:乡城迁移人口迁出行为的决定因素、乡城人口迁移流向的决定因素以及社会关系对于乡城迁移行为的驱动作用。其中,前两部分从宏观维度展开研究,后一部分从微观维度进行补充分析,最终形成较为完整的乡城人口迁移驱动因素结构体系。宏观层面,采用全国人口普查的大数据,解析乡城人口迁移时空演化规律,建立模型和指标体系分析由乡到城的迁移人口迁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利用加入空间相关性的0D模型分析省际乡城迁移人口流向的影响因素。微观层面,选取中部人口净迁出大省中典型人口流出大市中的两个行政村,收集两村38年以来完整的迁移数据,进行圈层结构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SNA)。此外,通过QAP回归分析验证社会关系对于乡城人口迁移行为和流向的作用。通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乡城人口迁移效率分析表明,乡城人口迁移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省份人口再分配的有效机制。全国31个省市地区中拥有较高城镇迁入率的地区在空间上逐渐形成“V”型分布,即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南、西北的省份,而拥有较高乡村迁出率的地区在空间上逐渐形成“O”型,即相互接邻的中部省份,这种“V”型和“O”型的空间形态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强化。第二,乡城人口流动迁移圈层结构分析表明,根据农村人口走出乡村的程度,由乡到城的流动迁移人口群体可划分为为四个层级,四个层级间存在互动,这种互动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既有渐进式的、跃迁式的,还存在反复,且这些互动在空间层面上均有体现。在不考虑举家落户可能性时,大部分农村迁移人口倾向于选择迁入中心城市,而在进行举家落户或定居时会选择“降级”定居,即举家定居城镇的行政级别比之前单独外出谋生的城镇级别低一级或多级,乡城流动人口存在较多选择中心城市作为谋生城市、选择小城镇作为定居城市的情况。第三,对乡城人口迁移的迁出驱动因素分析发现,在城乡关系的第一阶段(1978-2003年)乡城人口迁移更多是一种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在解除人口流动的政策压制后人口流动回归到自然变动状态的反弹。在城乡关系的第二阶段(2003-2016年),城镇经济水平与就业因素与乡城人口迁移规模显著正相关。且城镇的“拉力”对于农村人口从乡到城迁移比农村的“推力”作用更强。此外,社会保障和基础教育的相关因素呈显著负相关。第四,对乡城人口迁移的迁出驱动因素分析发现,距离因素对于省际乡城人口迁移流向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迁出地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越高、农业人口数量越大、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地区,其农村人口向外迁移的“推力”就越大;迁入地的产值水平、就业机会、公共服务水平和自然气候条件对于省际乡城人口迁移的流向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随着时间推进,迁入地整体的社会文明程度开始对农村人口跨省迁移的流向产生显著正向作用,并且迁入地生活环境类因素对于乡城人口跨省迁移流向的正向影响越来越大,意味着农村迁移人口在选择目的地时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的改善。第五,社会关系和亲属关系均明显地影响着农村人口迁移的流向,选择跨省迁移的农村人口相较于省内迁移的群体来说表现出更多对于强联系的依赖。乡城人口迁移已经形成以先行者为引领、以核心家庭为单位、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的“链式”带动,扩大化的家庭迁移的趋势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