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以《武训传》为代表,《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等一批影片遭受批判,而其中由以《武训传》为甚。伴随着《武训传》的重见天日,鉴于以往《武训传》批判运动研究中的不足,本文试图将研究的对象重点从“当权者“转向“无权者”,转向电影的创作者。将研究对象锁定为,以孙瑜为代表的一代电影人在拍摄《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宋景诗》等一批电影时,这一群体虽然积极拥护共产党和新社会,在自己的电影创作中已经有意识的进行了迎合新时代的修改,结果却始终达不到要求,惨遭批判的群体性现象。站在一个大历史观视野下,将其置于中国电影史的视域之下,结合风云变幻的时代浪潮,着重分析以孙瑜为代表电影知识分子在长期的电影实践中所形成的创作习惯,心理定势及其特征,并将之与我党的延安文艺政策与方向进行对比。通过个人传记,影像文本,相关史料切入,探寻以《武训传》为代表的这批电影被批判的根源所在,试图阐释以孙瑜为代表一代电影人成为“不合时宜”者的历史动力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