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生产能力总体显著提升,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改变,社会大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成为了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两山”理论等的提出表明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如何平衡好两者的关系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难题,而破解该道难题的关键是寻求高质量发展,合理培植新动能,积极推进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促进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是克服资源环境约束和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态环境需要的重要路径,故研究环境规制与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大量研究指出政府官员的施政机制是决定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关键机制安排,为深入研究在我国的政治制度下,环境规制与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2005-2015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回归（FE）、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以及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等计量模型,检验了整体环境规制、环境规制制定、实施、监督各环节以及非正式环境规制与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之间的关系,讨论了其存在的区域异质性,并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在环境规制实施、监督以及整体环境规制对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作用中产生的带调节的中介效应,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从全国范围来看,环境规制制定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正向影响不显著;环境规制实施因挤占效应而不利于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环境规制监督由于效率较低而不利于地区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但是整体环境规制对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有促进作用。第二,从不同经济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实施对地区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所需资源的挤占效应在东部地区最明显,在中西部地区不明显;环境规制监督对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不利作用不存在区域异质性;整体环境规制对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推动作用在西部地区最显著,其次是东部地区,在中部地区不显著。第三,地方政府竞争在环境规制各环节与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系中产生带调节的中介效应。环境规制实施和整体环境规制通过地方政府竞争作用于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条件间接效应为负,且该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实施和整体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而减弱,当环境规制实施和整体环境规制取值超过各自临界值时,该效应转变为正向作用,且随着环境规制实施和整体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而增强,环境规制监督的条件间接效应则与此相反。由此得出,地方政府应在地区经济资源允许的条件下提高环境规制监督效率并加强环境规制强度以及其各环节的配合衔接从而促进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