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部于17世纪初期迁徙到欧洲伏尔加河流域,并成立了土尔扈特汗国,先后经历了8任大汗,共持续了140余年。土尔扈特汗国的政权合法性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在合法性建构的过程中,《蒙古——卫拉特法典》和藏传佛教是其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在合法性维系的过程中,阿玉奇大汗通过入藏朝佛与西藏神权建立政治联系,又发动对外战争树立个人的绝对权威,确立了土尔扈特汗国统治的稳固。阿玉奇的统治是典型的魅力型统治,土尔扈特汗国处在最强大的时期。然而,《蒙古——卫拉特法典》保障了贵族的特权,致使贵族势力膨胀,甚至于对汗权构成威胁。在阿玉奇大汗逝世之后,贵族之间爆发了冲突,最终导致沙俄趁势稳固了宗主权。此后,沙俄获得了对土尔扈特新汗的册封的权力,西藏神权又接连受到准噶尔和满清世俗权力的控制。土尔扈特汗国晚期的合法性危机体现在三个层次。首先,在个人层面是缺少神权保障的汗位继承危机;其次,在文明类型层面是东方游牧文明的合法性危机;最后,在人类总体进程的层面上是神权政治的危机。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世俗权威逐渐代替神权权威。最终,大汗、贵族和僧侣的政治利益合流,在准噶尔汗国消失之后,土尔扈特部“东归”故地,旨在维系神权政治统治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