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国国际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国际商事调解在解决国际商事纠纷中显现出效率高、费用低、速度快等优点。2018年46个国家在新加坡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下文简称《新加坡公约》）,一方面为了继续完善原有的国际商事制度,另一方面旨在推进国际商事调解在解决商事纠纷中的应用。目前,我国代表已经签署了《新加坡公约》,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尚未批准加入《新加坡公约》,这是因为《新加坡公约》中有关内容的规定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还有冲突,不过这也正好给我国提供了一个对接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契机。我国应当继续修改现行法律制度中同《新加坡公约》不相适应的规范,尊重商事调解程序利益和基本原则,为《新加坡公约》的顺利批准以及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在我国的顺利执行创造条件。本文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论述,包括引言与正文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在《新加坡公约》对于我国“走出去”十分重要的研究背景下,首先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大多国家都是通过分析核心内容、执行中的问题等方面与《新加坡公约》进行对接。接着论述了我国调解协议在国外的执行问题,并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提出论文观点。第二部分为正文部分,首先论述了《新加坡公约》的概述部分。先对《新加坡公约》的核心内容展开详细说明,又分别介绍了《新加坡公约》的签订、目标、签订历程、和解协议界定、可执行性和执行程序以及各国在符合拒绝执行的理由时有权拒绝执行和解协议的事由,并说明了对于我国是否加入《新加坡公约》这一选择下,各学者们支持的不同观点。笔者认为我国加入《新加坡公约》利大于弊。其次,论述了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现状。我国古代就发展出调解制度,近代逐步设立了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先是各地设立公断处,后来完善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我国的国际商事调解主体范围不断扩大,调解协议的效力同《新加坡公约》中和解协议执行效力存在差异,而且和解协议在我国的执行还存在诸多障碍。再次,论述了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对接《新加坡公约》现存障碍。虽然我国现存的调解理念与国外差异较大,特别是过程上的调解与和解,但是本质上都是为了促进纠纷的解决。此外,在我国加入《新加坡公约》以后,司法确认制度与直接执行和解协议出现矛盾、国际和国内执行机制存在分歧、缺乏系统的商事调解法律、调解的主体问题、调解员资质规则不完善、国际性和商事性的认定以及程序上存在的管辖、时效、第三人救济等诸多问题,这些都是在我国与《新加坡公约》的对接中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最后,根据对接障碍提出我国应采取的举措。一方面,保障和解协议法律效力,另一方面,明确我国国际商事调解中的实质性规定,制定商事调解基本法,解决商事性和国际性的定性问题。在处理好上述问题后,完善调解主体及调解员的选任规定,确立国际商事法庭的基础作用,提高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商业化水平。最后解决执行程序问题,完善司法监督审查程序,建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赋予案外人救济权力,明确管辖法院和申请时效,不予执行的救济,从而完善我国商事调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