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蒂生前并未以专题研究的形式系统呈现自己的对话思想,并且,国内外学者尚未就此做体系化的爬梳与整理工作。然而,罗蒂的对话思想与其提出的后哲学文化思想主旨趋同,也氤氲着实用主义的实践精神与追求,因此,它是罗蒂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是理解罗蒂哲学思想的新维度与新视野,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罗蒂的对话思想概念释义为起点来勾勒对话思想的全貌。罗蒂曾在著述中提出对话哲学的概念,这极易与本研究关注的对话思想概念相混淆。其实,他所谓的对话哲学是与分析哲学相对照的一个范畴,它脱胎于大陆哲学,却被罗蒂视为大陆哲学的替代者,因为它有助于修正长久以来世人对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形成的偏见。为此,罗蒂推崇对话哲学而疏离分析哲学。相形之下,罗蒂论域中的对话是指人们从历史的语境出发,以语词为载体,通过主体间自由的交流,促进视野融合进而达成有限共识的实践活动。对话思想则是指根据历史主义的哲学立场,对主体间开展的对话活动进行界说和阐释的理论。对镜式哲学的批判是对话的前提之一。罗蒂因循“反本质主义→反表象主义→反基础主义”的解构路径,旨在证明本质主义的困境导致表象很难相符于本质,批判了符合论的真理观,驳斥了表象主义;进而动摇了认识论的基础地位,一并解构了哲学作为其它学科基础的特殊地位,体现了基础主义的溃退;最终将非人的、超越的、永恒的、独立的存在排除到认识之外。这间接表明,人类无时无刻不处于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中,包括对话在内的活动都是完全情景化的。罗蒂的种族中心论对这种完全情景化的状况予以理论支撑,可被视为对话的第二个前提。所谓的种族中心论是指人们难以祛除在社会生活里潜移默化习得的不同种族特性,只能从目前已获取的见识出发,代表自己的社群、民族或国家与其他人开展对话活动。它具有开放性、约定性和宽容性,三者为对话活动提供了一定的支撑作用。对话的开展离不开途径的沟通与衔接。对话的宏观途径是文学,因为文学能够帮助读者拓展对自我的描述,塑造更优秀的对话主体;文学还能够帮助读者感知残酷,有利于实现对话目标。更进一步讲,对话的中观途径是小说和诗歌。理由在于,小说能够为对话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增强对话者的共通感、夯实对话活动的伦理基础、为对话提供价值观保证。而诗歌能够丰富对话的语言工具箱,对话语言工具箱的充实又能够增强对话的开放性。进而言之,对话的微观途径是纳博科夫、奥威尔和普鲁斯特的小说,因为它们能够帮助人们认识漠不关心所造成的残酷、理解外在的社会制度强加于人们精神世界的残酷、摆脱自我中心主义,可促成对话目标的实现。原则的存在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对话正常有序地进行。在自然科学家群体和哈贝马斯关于“说服”的相关论述的启发下,罗蒂认为,说服是对话的原则。较弱的理性为说服提供了哲学依据。与充当自然科学理论衡量标准的较强的理性不同,较弱的理性只意味着合情理的、清醒的、有教养的等道德美德,它相容于罗蒂的思想体系,与其反本质主义、反表象主义的哲学基本立场相一致,进而在其对话思想中演绎为说服原则。说服原则的基本内容包括对异议的存在怀有心理预期、对他人的看法始终抱有好奇心、有足够的耐心倾听他人的述说或论证、乐于接受更合理的见解并及时修正自己的认识、不采取武力压服的手段。在依次阐述对话的前提、途径和原则之后,还需明确对话的目标。从文化层面来看,后哲学文化是对话活动追求的目标,它反对将哲学视为文化的中心,不认为人们能与超越的存在建立各种联系。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表现形式之一,对话也有社会层面的目标,那就是协同性与团结。其中,前者是指社会团体内部的一致性,后者是指我们与其他志同道合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虽然人是社会成员,但也是一种个体性的存在,所以,不能忽视对话活动在个人层面的目标——编织信念之网。此外,鉴于人具有伦理属性,罗蒂认为,对话活动还有伦理层面的目标,即道德进步。虽然罗蒂的对话思想厘清了对话活动的内在机制,但细究起来仍有一些局限性,突出表现为:非此即彼的激进思维模式、诸多不自洽的对话前提和言之过誉的文学描述。与此同时,它也启发我们:应当注重实践的哲学研究、文学可充盈未知的X、对话筑就社会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