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以来存在着追求军事霸权和重视通商贸易两种对立的国际政治理念。这两种理念在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20年代曾有过两次交锋。吉野作造在第二次交锋中提出的国际民主主义思想，成为其后日本协调外交的先声。本文对吉野的国际政治思想做了系统性的实证考察，以求揭示其思想内涵及其特点的历史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就其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的定位提出了不同于过去研究的观点。 本文包括序章、主体部分六章和终章。主要内容如下： 序章阐述了笔者对吉野作造的历史定位、学界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分析了吉野作造的国际政治思想形成的前提。吉野由于对基督教的信仰而确立了对人性的乐观态度，这不但成为其民本主义论的根基，而且是影响和制约其国际政治思想的深层因素。“历史主义”在为他的基督教信仰提供哲学依据的同时，使他确信民主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也使他形成了历史发展过程连续性和渐进性不可违背的观念。其政治主张的稳健风格因此得以形成。 第二章阐述了吉野作造的国际政治思想的基本框架。“国际民主主义”是笔者提出的用以概括吉野国际政治思想特征的概念，它决定了吉野观察国际问题时遵循的原则。与此同时，国家利益观则决定了吉野评价各种国际问题时的基本立足点。 第三章对吉野作造的日俄关系论进行了考察。他从维护日本生存和发展的角度出发，在“自由”反对“专制”的意义上支持日俄战争，从与欧美等国“对等”的角度肯定日俄协约，依据经济和平“扩张”的思想反对日本为谋求远东霸权而出兵西伯利亚。这都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其国际民主主义。 第四章考察了吉野作造的日美关系论。他的国际民主主义思想表现在日美关系上，则是批判日本狭隘的国家主义，承认“国际道义”对国家利益的优越性，并主张融入国际协调体制、接受国际机构的制约。 第五章在分析吉野作造的“日中提携论”的基础上，以他对“二十一条”的立场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为主线阐述了他的日中关系论。吉野的日中提携论强调提携中的民族对等和相互尊重原则，把民主主义作为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理念，从而突破了以往“亚细亚连带论”中以日本国家利益为最高价值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他的国际民主主义适用于中国的前提，是中国具有能够负起国际责任的统一的中央政府。由于他对中国革命势力的认同以及北伐成功以后对国民政府行政能力的认可，他的国际民主主义最终在日中关系上得到了贯彻。 第六章分析了吉野作造在日朝关系上的立场和态度。自从1916年中国东北和朝鲜之行以后，吉野开始批判日本政府在朝鲜实行的民族歧视和同化政策。他认为朝鲜人民是与日本对等的民族，主张尊重朝鲜人民的民族独立性，并对朝鲜人民的独立运动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理解。这些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吉野的国际民主主义在日朝关系上的表现。 终章在上述实证考察的基础上，对吉野作造的国际政治思想进行了总体分析，并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评价。吉野以国际民主主义为核心的国际政治思想，由于在深层上受到其基督教信仰的支撑而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在他对国际问题的具体看法中，却又体现出极富现实性的一面。由于这种现实性，他的国际民主主义不可避免地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有可能被利用为日本侵略政策的借口。但总体说来，吉野的国际政治思想突破了日本明治初年以来奉行的狭隘的国家主义的局限性。他主张接受“自由”“平等”等价值对日本国家行为的制约，倡导日本走重视通商贸易的经济和平扩张路线。吉野的思想向明治以来追求军事霸权的国际政治理念提出了挑战，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