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游记-旅行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伴随地理大发现与全球交往时代的到来,这一体裁也呈蓬勃发展的态势。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扩张时期,游记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已经成为西方作家书写前殖民地的主要方式之一,殖民性是这些作品的典型特征。而在后殖民时期,以前殖民地作家为主的后殖民写作力量开始用各种方式“逆写帝国”,企图重塑被西方遮盖的第三世界的本来面目。身为后殖民作家的V.S.奈保尔的旅行写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作为“游牧作家”,奈保尔的旅行写作既是他的人生需要,也是他的必然选择。他的家世背景、移民迁徙、文化伤痛,他的经济需要、精神需要与写作需要,都促使他去旅行和创作旅行作品。作为前殖民地居民,奈保尔大半生的旅行都游走在与自己背景相关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些区域,作家不仅敏锐地观察和思考了后殖民时代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文化问题,也在旅行中进行自我探索和发现。本文描绘了奈保尔的旅行地图,从加勒比地区、印度、美国南方,到伊斯兰世界和非洲,作家访问了三大洲,分别写下了《重访加勒比》、“印度三部曲”、《南方的转折》、《信徒的国度》与《超越信仰》,《刚果日记》与《非洲的假面剧》等9部旅行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不仅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更深刻地分析了“夹生文化”下第三世界的当下状况与未来的发展。通过细读这些作品,本文分析了作家旅行写作发展成熟的过程。从最初对西方维多利亚时期游记的模仿,到逐渐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旅行写作,奈保尔经历了从“看”、“听”到“思”的重要转变,反映了作家写作姿态的调整和问题风格的演化,也见证了奈保尔本人的精神历程。这些旅行写作,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复杂的奈保尔,一个应该被多层面评判认识的作家。奈保尔的人生总是与写作纠缠在一起。笔者认为:这些作品某种程度上既是他的自传,又弥补了他缺失的背景知识,也是他不断靠近殖民地的心路历程;复杂的背景让他同时具有“旁观”与“进入”的视角观察事物,但这两种写作姿态既不对等,也因所访国不同而差异巨大;小说技巧在作品中的融入是奈保尔突破旅行写作体裁限制的成功尝试,“混杂”使其作品兼具“虚构”和“纪实”体裁的优势。本文最后探讨了奈保尔旅行写作多层面的意义。其文学意义在于,作家营造了独特的文学世界、推动了文学体裁的创新实践、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旅行文学。其深刻的社会意义,一方面体现在作家对所访国普遍存在的重大问题的关注,如传统与现代、停滞与发展、宗教与世俗等方面的冲突;一方面体现在他不同于社会学家,而是以“一叶知秋”式的敏锐视角洞悉与总结社会问题。其更深远的哲学意义在于,作家将自己对印度传统哲学“湮灭”、“无常”的人生感悟和对西方现代存在主义哲学“荒诞”、“焦虑”、“恐惧”的沉思,带入了自己对人类存在的思考,渗透在他旅行写作的字里行间。作家在写作中为自己找到了“存在”方式。显而易见,奈保尔的旅行、写作与人生高度统一。旅行成就了作家的写作,写作某种程度上就是他的生活与人生。因为人生没有抵达的时候,人需要再上路,再旅行。不断地旅行、思考与写作正是他追求的生活,写作反过来又成为作家一生经历与思考的真实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