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以来,工业化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然而以能源大量消耗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方式在促进人类巨大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对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下,政府、企业和公众越来越重视环境规制的制定与实施,研究环境规制对碳减排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0-2013年我国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以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研究对象,依据影响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重要因素,重点探究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技术创新以及外商直接投资这四个中间变量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作用路径,并运用相关计量方法和模型验证环境规制基于这四个中间变量对碳减排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对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有效调整促进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降低,而基于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两个中间变量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并不能产生显著的影响,对应的作用路径不能有效运行。为了进一步探索环境规制的最佳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因素对环境规制减排效果的影响,本文利用非动态门槛面板模型,以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间接效应为门槛依赖变量,分别以环境规制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分析。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存在比较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过低、或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的实施导致绿色悖论,对碳减排产生抑制作用。而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中等水平或高水平时,环境规制能通过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有效倒逼减排。经济发展水平在中等水平下,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但在高水平时,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作用并不显著。无论是低人力资本水平和高人力资本水平,环境规制都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但高人力资本水平地区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果更好。在对环境规制的减排效果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对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