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下半年起开始,中国人民银行逐步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中国的货币政策进入了又一轮的紧缩时期。这一政策持续到2008年上半年才结束。在这一时期,央行频繁地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这将导致银行资金成本的提高。而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又加剧了商业银行的利率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银行贷款的利息收入。商业银行在这一轮紧缩货币政策时期面临怎样的利率风险,如何应对紧缩货币政策条件下的利率风险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鉴于此,本文首先从西方利率决定理论入手,从理论上分析影响利率的因素。然后从货币政策及其传导机制方面分析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再结合国内金融发展的实际,分析国内货币政策与利率政策的关系以及利率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历史沿革的基础上,以1978年至2008年的年度序列数据构建出基准利率变化的ARMA模型,以此来说明紧缩货币政策的内在必然性以及未来政策重复的可能性。研究表明:在过去的30年里,国内基准利率的变动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变动正相关,与货币供应量(M1)的变动负相关。基准利率主要受经济发展状况和货币供应量两方面的影响,其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基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一部分,是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维持物价稳定的一个政策工具。其中促进经济平稳发展优先于维持物价稳定。所以当经济发展过热,物价上涨过快时,紧缩性货币政策将被再次运用。本文接着了对利率敏感性缺口、久期模型和凸度模型这三种西方常用的利率风险衡量方法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这三种方法,以深圳发展银行为例对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息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银行的净利息收入和银行的净值。这一看似与本文最初的逻辑假设相矛盾的结果,恰好反映了国内利率未完全市场化的特殊实际。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的存贷款种类在期限结构上的不对称、资产负债在同一期限的比重不对称以及加息幅度在不同期限上的不平衡。国内贷款的平均期限大于存款的平均期限。贷款期限主要为中长期,存款期限则集中在一年以内,呈现出明显的“吸短贷长”的特征。由于定期存款以存单开户日的利率计息,而中长期贷款的利率实行“一年一定”,所以银行的贷款利息收入随着加息而增加,而成本基本不变。在这一期间,贷款利率变动的幅度大于同期限的存款利率的变动幅度,这也有利于维护银行的利益。本文综合运用这三种方法对深圳发展银行的利率风险进行实证研究时,对这三种方法从原理和运用的结果两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在直接运用这三种方法来衡量国内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是不准确的。其原因在于存、贷款利率的差异以及各个期限利率变动的不平衡。所以本文提出用修正的利率敏感性缺口、修正的久期缺口及凸度模型来衡量利率风险更符合国内实际。在理论上,当收益率变动较大时,久期不能准确度量债券价格的变化,需要考虑凸性的影响。所以本文用久期、凸度模型来计算加息对银行净值的影响时,结果更为准确。在计算久期和凸度时,本文不以年或半年为计息周期,而以季度为计息周期,这更符合国内银行业的实际。本文紧接着总结分析了国内外利率风险的管理实践及其策略,以深圳发展银行为例,分析国内商业银行在紧缩性货币条件下的利率风险管理策略,并提出了改进利率风险管理的建议。最后总结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