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实主义，大体来说，只要国家间存在权力的再分配，那么国际秩序的调整就不可避免。因此，如果某个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强大到对现有霸权构成挑战，那就将会引起现状的改变。当这样的例子发生后，国际秩序的调整通常以冲突的形式进行。　　 因此，许多东亚安全问题专家，特别是西方的学者，警告决策者们要注意当下东亚局势的变化所可能引起的危机。然而，这个“预言”似乎离现实还很远，东亚现在还较为稳定。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已经可以被塑造成一个崛起中的对现有霸权（例如美国）提出挑战的形象。然而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日本和韩国为抑制中国而做出的实质性努力。另外，事实上日、韩两国并没有确信对区域稳定的威胁是来自于中国。　　 应用现实主义的简单模型只是来举个例子。实际上，在现有的国际关系领域，没有哪种理论可以解释东亚的情况。　　 定义关键概念　　 在本文的研究中，有三个关键概念的应用贯穿始终，它们是：东亚、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稳定。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东亚　　 为了说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我选择了对东亚进行分析，因为它区域内的局势为发展新的理论分析范例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当将国际关系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三个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分析和理论框架应用于对东亚区域秩序的研究中时，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无法对该区域的稳定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本文将东亚局势与所提到的每个国际关系的思想流派加以结合和联结，这样将能更好的体现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是迫切需要的。　　 应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　　 在三个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分析与理论框架应用于对东亚的阐释时，会发现它们都无法系统的解释如今东亚的形势。　　 现实主义　　 关于现实主义，对它的三个基本要素的功能性观察在分析相关区域时是十分重要的，即均势理论、霸权稳定论和相对获益取向论。并非巧合，用上述要素对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分析观察同时也有利于对持续受到恐惧和冲突威胁的地区的描述。　　 均势理论断定，只要国家之间试图相互保持均势，那一国对国防的加强就会被其他国家视为一种威胁，导致现实主义者所声称的“安全困境”。然而，在东北亚，还没有证据表明各国正在用“保持均势”的努力来遏制中国。　　 关于霸权稳定论，可以看到的是美国在东亚的霸权正在衰落。由于中国现在各个方面-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等都在不断上升，有些学者将这两件事加以结合，指出这将是导致该地区冲突的原因之一。但是，到目前为止外交途径已显示出在解决这类僵局时是十分有效的。　　 谈及相对收益，无论东亚各国关于它的考虑对国家取向的问题多么有影响力，相对收益这个因素都没有使东亚成为一个易于频发冲突的地区。　　 自由主义　　 与前面相反，当运用自由主义时，一种乐观前景仿佛出现在东亚地区。然而，分析自由主义的三个基本理论要素-民主和平、互相依存和制度主义，它们都无法为当下稳定的局面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例如，如果我们用民主和平的理论，我们很难解释为何东亚有两个非民主国家中国、朝鲜存在，而仍可以保持稳定。说到相互依存理论，它也很难明确一个国家要在对贸易的依赖上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影响其取向并成为导致稳定的因素。例如，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然而这种依赖并没有阻止类似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的发生。对于制度主义，东北亚作为东亚的安全核心，是一个完全没有“制度化”的地区，缺少其自身在安全和经济上的多边协议。因此，制度主义也无法作为解释东亚稳定的一个因素。　　 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从不同方面来观察东亚。建立在认同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习俗的基础之上，这个流派用历史记忆对国际关系做出分析。因此，历史记忆似乎成为建设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认同、定义共同的规则与传统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二战期间日本的罪行，历史记忆进一步加深了中、韩对日本的仇恨。历史记忆在国内政治中作为有影响力的因素存在，但它并未触及利益层面。我们可以注意到，日本在中国和韩国的贸易伙伴中居于前列，中国也是东北亚所有国家的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关于对历史记忆因素的运用，DavidKang使用了“等级制度”的概念来解释东亚的稳定。将中国定义为历史上的统治国家，Kang认为现在各国愿意接受中国成为自然而然的霸主，因为在传统上中国在等级中居于首位的观念在历史上已经深入人心。他的观点不是建立在实力之上，而与之不符的事实是：中国强大时局势就会稳定，而中国相对较弱时，混乱与纷争就会发生。　　 为什么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是不充分的?　　 在介绍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后，这种立场的原因是需要被分析的。　　 它们为什么是不足的?本文将给出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在于围绕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上的一种“纪律”。第二，国际关系理论的来源主要是建立在欧洲和美国的历史上。第三，主要的学术流派和权威皆来自于“西方”，形成了一种“思想权威统治”，这阻挠了“边缘”的新理论在学术领域的进一步探索和发展。最后，地域研究与政治学之间的矛盾困境持续阻碍了新的更有效的理论的形成。　　 结论　　 本文的结论为：国际关系的理论构建需要被重新考虑，因为它忽视了几个基本的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影响到了国际关系的描述、预测和功能条件。　　 这些制约因素相互作用，影响了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关系研究所必要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