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以来死刑控制乃至死刑废除已成国际共识,并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公约所规范。中国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已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立场写入宪法。生命权作为基本人权序列中最基本最起码最重要的权利,自当为我国宪法规范所涵摄。作为我国根本大法的宪法规范确认和保护了公民的生命权,这就意味着为有关涉及到剥夺公民生命权的刑法、刑诉法等下级部门法的立法和司法活动划定了界限,不得恣意动用国家刑罚过度侵犯人的生命权。考虑到我国自古以来重刑主义的文化观念与现阶段国家的法制发展状况以及宪法所确立的保障公民生命权的基本价值秩序,我国采取了稳健的渐进式道路,也即一方面通过死刑立法的合宪性审查限制死刑的立法范围,尤其是逐步废除部分非暴力性犯罪或者非致命性犯罪的死刑适用;另一方面通过导入宪法保障生命权的基本价值目标,藉助实体法的严格解释适用以及程序法的严格遵守,经由司法活动逐渐减少死刑的具体适用。鉴于短期内死刑不可能在立法上予以彻底废除,因而死刑的司法控制在我国当前的法律实践中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当前我国法学界对刑事实体法上死刑适用条件、适用范围、量刑基准以及总分则适用关系的理解上还不一致。为此需要透过宪法所确立的基本价值秩序明确界定死刑控制的基本原则,使裁判者树立起既不背离人权保障的宪法目标导向,又能具体控制死刑规范的法律适用基准。与此同时,刑事程序法上的死刑控制机制也不健全,亟需理论界予以细化补充。除了从长远角度需要研究允许有假设的终身监禁制度作为死刑的替代措施外,还需要继续完善程序法上尤其是死刑复核程序的不足之处,如强化死刑复核程序的辩护权和律师参与度,限缩最高人民法院的审查范围至法律审范围等,以切实达成死刑司法控制的合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