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青海藏族、宁夏回族、广西壮族3个民族乡村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研究、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性乡土社会与现代国家的关系。　　 研究发现,民族性乡土社会与现代国家处于不断变动、相互建构的过程中。在乡土社会中,民族性经历了以“原始民族性”为主,到“政治民族性”为主,再到“民族再造”这一发展过程。相比之下,民族三地基层政权建设的过程则充满着现代国家浓厚的建构理想。分层次来看,民族地区政权建设以“政党下乡”为起点,通过对传统政权的全面改造,使全国基层政权实现了同构。与结构性整合的过程同步,在功能性整合的具体情境中,民族地区的“多数”与“少数”之间在权力占有和权利保障中存在非均衡的发展态势。在民族三地,特别是在藏族和回族聚居区,对民族宗教的引导是国家价值性整合的特殊领域。在价值性整合的过程中,宗教对民众的影响由强变弱,由显性变为隐性。但是,民族宗教在民族地区群众的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影响国家整合与国家认同的主要因素。　　 研究还发现,在民族性乡土社会的发展和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民族问题”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民族的文化性与政治性、国家建构的力度与速度、国家整合与国家认同之间,均存在巨大的张力。在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现实场景中,宗教塑造的内心秩序、市场培育的基础秩序和政府保障的公共秩序是洞察民族地区国家与社会关系更为丰富的平台。通过对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深入考察,笔者根据宗教之于内心秩序、市场之于基础秩序、政府之于公共秩序的型塑的强弱,将民族三地国家与社会关系归纳为稳定型基层治理、流动型基层治理、离散型基层治理三种状态。　　 通过对民族三地的实证研究,笔者认为,与“多元一体格局”的宏观结构论相比较,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地区发展可以概括为场域中的过程论,即国家与民族性乡土社会在基层治理中表现为互动、互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