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自古以来,“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商贸、军事、文化和人员密切交往的通道。但目前,有关“一带一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缘、基础设施建设、对外投资、资源合作、经济贸易等方面,缺乏对沿线人口流动的分析。而在已有的“一带一路”沿线人口流动的研究中,多以历史上沿线人口流动的回顾以及沿线范围子区域内的流动为主,缺乏整体性视角;或是对某一特定民族、人群进行分析,缺乏结构分析视角。然而,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多项跨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以整体性视角进行跨区域研究,对整合多区域资源,实现共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结构分析视角分析人口迁移,能够发现其空间分布格局,划分人口迁移演化阶段,进而结合社会经济因素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从而丰富了人口迁移的研究内容。因此,本文运用社会网络理论,结合空间相互作用模型,站在人口迁移网络整体结构演变与局部机制分化的角度,分析“一带一路”沿线人口迁移的结构特征,探讨其演化过程与机制,对于判断研究范围内人口迁移网络的一体性与分化程度,对于预测未来一体化倾向具有一定意义。本文选取1960～1970年、1980～1990年和2000～2010年三个时段,通过弦图、ArcGIS等空间可视化表达方法,反映1960年以来沿线地区十年期的人口迁移规模和占世界人口迁移网络中的地位演变;运用社会网络理论相关指标,分析沿线人口迁移网络的主导迁移通道和主导迁移国家,从而发现迁移联系的极化特征与子群结构特征的演变过程;并选择2010-2015年时段数据,考察“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地区的人口迁移变化情况,以期发现沿线人口迁移是否呈现出增强及一体化趋势。在此基础上,从“差异性”、“可达性”、“竞争性”三个角度,构建沿线人口迁移网络主要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揭示2000～2010年、2010～2015年各子群内部人口迁移网络的组织规律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沿线人口迁移规模大、国际地位高,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人口迁移的活跃区;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线人口迁移规模在世界人口迁移总量中的占比大幅上升,掀起沿线地区新一轮的联系热潮;沿线人口净迁入国与净迁出国在空间上交错分布,人口迁移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空间距离、地缘政治、地域文化等对跨地域人口迁移具有一定的限制性;沿线各国间的人口迁移规模差异显著,大部分国家间的人口迁移联系规模小、等级低,高等级的人口迁移具有高度空间集聚性,主要发生于俄罗斯与东欧-中亚国家间,以及南亚-中东地区;俄罗斯与东欧中亚国之间的人口迁移联系表现为以俄罗斯为轴心的轴辐式结构,但联系强度明显减弱,南亚、西亚及其之间的人口迁移呈东西向通道式联系特征,且通道结构逐渐延长、分叉;沿线人口迁移网络经历了—个“先密后疏”的变化过程,21世纪前,人口迁移活动向少数高点度国家聚集,其在网络中的支配地位逐渐增强;21世纪后,人口迁移活动趋向分散,高点度国家的支配性下降,网络整体效率上升;沿线人口迁移网络已形成较为稳定且松散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大部分东南亚、中东国家均为核心国家,前苏联国家的核心度优势亦较明显,边缘国家则主要为非洲、西亚等地区较为贫穷和动荡的国家;沿线人口迁移网络在四个时间段可分别划分为四个子群:中东子群、南亚—东南亚子群、前苏联子群以及前南斯拉夫子群。中东子群与南亚—东南亚子群经历了一个“隔离—融合”的过程,所包含国家变化较大,前苏联子群与前南斯拉夫子群所含国家则较为稳定。对比四子群可以发现,虽然各时期的四子群均仍以子群内部迁移为主,对外迁移联系较少,但欧洲两子群的开放程度要显著高于亚洲两子群,亚洲子群具有较为固定的高强度迁移通道,子群内成员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整体上,欧、亚两大人口迁移体系的分化依然存在,沿线人口迁移网络仍以各区域内部迁移为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差异性”、“可达性”、“竞争性”三个方面构建沿线人口迁移网络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分别运用泊松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和特征向量空间滤波改进的泊松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对21世纪两个时期各子群的人口迁移网络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以考察各子群人口迁移网络的主导影响因素。通过分析可知,21世纪后,欧亚两洲在人口迁移的作用机制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国家的治理程度、人文发展程度、文化和政治的相似性以及相互联系程度对沿线人口迁移网络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超过了传统的影响人口迁移的距离、源汇地人口总量、源汇地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这一现象在2010～2015年时间段更为明显。可以发现,目前中国在沿线人口迁移网络中的地位不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推进,中国劳务工人、高技术人才等“走出去”的规模将进一步增大,中国在沿线人口迁移网络中的参与度也会随之提高,中国与沿线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也会进一步加深,从而促进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