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决策是一种凝聚共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共识是如何形成的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在中国式“共识型决策”模式的设定下,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我国政策过程中的共识是如何形成的,以此呼应凝聚共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我国政策过程中的共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多元主体依托多层协商渠道进行广泛协商最终形成的,体现为协商型共识模式。就协商型共识的逻辑基础来看,契合政策价值追求、应对单一知识困境、减少决策交易成本和顺应多元社会发展要求共同决定了政策过程需要进行协商,而协商可以从修正政策过程的前提预设、为政策过程提供信息支撑、实现政策过程中偏好转换和拓宽政策过程参与路径等方面促进共识的形成。协商渠道表现为内层决策型和外层参与型的复合。其中,内层决策型协商渠道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和政协协商,外层参与型协商渠道包括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依托复合协商渠道,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基层群众和社会组织等主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协商。就共识的具体实现过程来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开门问计到汇聚众智再到策定四方,在政策过程的不同环节,多元主体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到协商进程中来,为共识的最终形成发挥作用。同时,以“十四五”规划纲要的出台为案例,剖析协商型共识的具体实现环节。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综合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和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阐释了协商型共识的发生逻辑和运行过程。创新点有二:在理论层面,从协商的视角出发,分析我国政策过程中的共识形成模式,并提炼出“协商型共识”的概念,从而批判反思了以“碎片化权威主义”模型为代表的西方式中国政策过程理论,回应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过程研究;在实践层面,结合国家最新出台的“十四五”规划纲要,描述协商型共识的实现过程,归纳协商型共识的问题与发展建议,以期为优化我国政策过程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