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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考察康有为公羊学的核心范畴为线索,采用概念分析、文本细读等方法,依次就康氏公羊学学术规模、“托古改制”、“三世进化”及其公羊学视域下的解经学等议题进行梳理、诠释,并注重结合经学史研究视角,彰显康氏公羊学的学术价值,以弥补前人研究对康氏经学之系统性关注不够和相关概念讨论不足等缺陷。 首先,论文以康有为“两考”编成前的早期著作与讲记为资料,探究康氏逐步转向今文经学的尝试,并就他在“万木草堂”时期所建构的以公羊学为主体的学术规模加以分析,凸显“改制”与“三世”在其经学思想中的核心地位。 其次,围绕戊戌前夜康氏公羊学“托古改制”思想展开论述。康氏从传统公羊学的“三统”说中汲取理论资源,将“孔子改制”论证为孔门真义,并把刘歆“伪造”古文经视为淆乱经学正统的祸源。进而康氏通过诠释古史茫昧无稽、诸子创教改制等命题来烘托“孔子改制”这一主题,并将“托古”解读为孔子“改制”之手段;既然孔子“托古改制”被描述为一种“圣迹”,那么在现实政治中实行“变法”就成为对孔子“圣迹”的效法。因此康氏藉经学命题为其政治变革找到了理据,“戊戌变法”实为两层之“托”——托“孔子‘托古改制’”。 接着,本文对康氏戊戌流亡后以公羊学理念遍注群经所阐发的“三世进化”思想进行剖析。从逻辑上讲,康氏将“三世进化”视为孔子“改制”所立之法,并灵活地将这一模式运用到经典诠释中,以此承载对中国政制、社会发展模式的构想;从内涵与形式两方面对旧有“三世”说进行了改造,并尝试为每一历史阶段的发展作全方位描述,由此形成康氏颇具特色的“历史哲学”。 再次,就康氏表达经学思想的形式进行研究,将他拓展传统公羊理论时对儒家经典所作的注疏分为两种:“会归义例”与“随文释义”,并对之进行分析,探讨康有为以公羊学理念注疏群经的诠释特点;接着就康氏对《春秋》经独特的解读视角加以研究,考察他注释《春秋》的原则与方法,彰显康氏公羊学视域下别具一格的解经学。 最后,阐释康有为在1902年后对公羊学“话语模式”的扬弃,并从“理论”与“政治”两个维度揭示康氏公羊学在晚清经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本文避免将康氏经学简单视为“政治幌子”的标签式研究,紧密依托文献,展现康有为作为学问家的一面,故有以下几点特色:其一,充分占有康氏公羊学相关资料,“以康证康”,不发浮泛之论;其二,较为系统地梳理康氏经学范畴的内在逻辑;其三,根据康氏讲学记录,对其以公羊学为主体的学术规模作考察,填补了盲点;其四,对康氏经学思想的载体——“公羊学式”的注疏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以期多角度呈现康氏公羊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