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时期，以拓跋鲜卑为主的北方少数族与汉民族，在儒家民族认同思想的指导下和民族大迁徙的历史条件作用下，顺应十六国以来的民族认同与民族融合之势，经由民族互动的实践，实现了对新的文化体系的认同和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由此完成了民族融合，历程艰难曲折。北朝民族认同对北朝民族融合和民族共同体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北朝的民族关系史，就是一部通过文化认同从而达到民族认同、民族融合的历史。先秦以降儒家民族思想中蕴含的华夷民族认同思想观念，成为北朝君臣推动民族认同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动力。北朝君臣对儒家华夷认同思想的汲引与发挥，丰富和发展了民族认同思想，并以之为指导，在大一统情怀的激励下，进行了塑造正统和致力统一的不懈努力。北朝统治者持续推行的离散部落政策，以及平城时期、洛阳时期和六镇反乱之后三个阶段的民族迁徙，更使北朝民族分布格局发生深刻演变。领民酋长制与六州都督制、郡县制等军政体制的并轨，以及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的衔接及向正式军政官员的转化，标志着南下部落的基本解体和民族认同的客观条件趋于成熟。在北朝民族认同的过程中，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身份认同是民族认同一体之两面。民族身份认同是民族认同的第一层次和直观表现。血缘认同、拟血缘认同、地域身份认同、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等多种途径和方式，都被各种积极力量用于建构和支撑北朝拓跋鲜卑与汉人对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民族身份认同，双方的民族身份渐趋一致。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第二层次，是其核心与灵魂。北朝民族身份认同的图景得以呈现的同时，包含语言文字认同、制度文化认同、精神文化认同等内容丰富的北朝民族文化认同多层面、全方位地展开并趋于完成。北朝语言文字认同既是北朝民族认同的基础，也是北朝文化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拓跋鲜卑的母语是鲜卑语，无相应文字，对鲜卑语的记录是用汉字拼写的。鲜卑语在与汉语的接触和竞争中逐渐被拓跋鲜卑自上而下地弃用而趋于消亡，融入了鲜卑语的汉语言文字成为融合而成的鲜汉民族共同体唯一的语言文字。制度文化认同和精神文化认同是文化认同之两翼。北朝的职官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中世袭因素的剔除过程，正是鲜卑制度文化色彩趋于消失和汉民族制度文化色彩逐渐浓郁的过程，军号世袭制和世袭州郡县制的演化以及领民酋长制的变迁正是其例。北朝礼制文化的认同也是北朝制度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化趋势是向着儒家礼制文化的方向发展。拓跋鲜卑“观渔”之礼在北魏的延续与停废，以及在西魏北周的反复与终止，展现了“观渔”合礼性的波动与质变，是北朝礼制文化内容变更的直观反映和北朝民族认同的缩影和佐证。北朝精神文化认同是拓跋鲜卑与汉民族达成文化共识、塑造统一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认同是北朝文化认同的核心和最高表现形式。北朝君臣在各种场合越来越多地征引儒家经典中的语句及其思想运用于修齐治平的实践,以及皇室命名中儒家色彩的普遍化和皇帝屡屡给臣下赐改具有儒家思想意蕴的名字，正是北朝儒家思想文化认同走向完成的两种表现形式。它的完成，意味着儒家思想作为北朝核心统治思想的地位逐步确立并稳固，民族共同的价值观、伦理观和共同的文化意识趋于形成，是鲜汉民族共同体基本成型的重要标志。北朝汉族士人和拓跋鲜卑的艰难心路，是北朝文化冲突与融合过程的心理投射。文化认同的过程，也是对文化的重新选择与扬弃的过程，认同的阻力是明显存在的。种种矛盾、冲突，实质上都是文化冲突与认同之难的表露。在文化冲突与整合之下，拓跋鲜卑与汉人都经历了心灵困境，通过艰辛努力，双方的民族隔阂和异族感逐渐消尽，文化认同方趋于完成。心路历程艰辛曲折，认同成果来之不易。北朝民族认同之路呈现出差异性、阶段性、曲折性、系统性、选择性、必然性等共性特征，以及统治民族及统治者的主动性、统治者的坚定性与创造性等个性特征。北朝民族认同发生发展和得以完成的背景以及推动力量和强化途径包括：十六国时期的基础及民族认同的历史惯性与潮流；思想基础的具备；大迁徙造成的民族分布的变化所提供的时代契机；民族互动的深入；统治者出于民族自身发展和国家稳定、南北统一的需要而大力推动及汉族士人的助力；由早期的军事掠夺经济和游牧渔猎经济转换为农业经济的经济转型的支撑；中华认同之下北南文化互动以及宗教和民间信仰认同形成助力等。北朝民族认同的完成与保持，推动了国家认同和社会发展，与民族融合相互促进，使中华民族从未间断的一体化进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后来的南北统一及辉煌的隋唐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北朝民族认同是一个成功的历史样本，是中华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对于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进程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个历史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