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巨大转型的进程中,随之产生了不同代际的农民生计方式的代际差异。生计方式的改变,势必会带来家庭分工、性别关系、收入结构以及消费模式等改变,报京村女性在调适一系列的新变化中,不同代际女性的性别角色也发生了特定的转变。贵州镇远县报京村第一代女性主要特征表现为生计方式与性别角色之间的高度嵌合,即农业生计以及与之紧密配合的家庭劳务,繁琐的事务加上侗族社会父权制的影响,整体上不断的巩固、强化与延续了侗族女性依赖与附属的身份角色,而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女性农业生计选择的单一性;在打工潮的影响下,第二代女性主要特征体现为生计方式与性别角色的中度嵌合,女性暂时摆脱了地域与传统身份角色的束缚,转变成为了相对自由与独立的新身份角色,而新角色反之也推动外出务工成为理想的就业方式;第三代女性表现为生计与性别角色的逐渐脱嵌,本地旅游业的开发与发展,性别分工发生重大变化,经商的女性逐渐增加,该过程中女性身份角色再次发生转变,自主意识增加与自我要求提高,女性对生计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生计也是实现女性价值的重要途径,因而经商成为较为普遍的就业偏好;第四代女性表现出生计与性别角色关联进一步脱嵌和弱化,生计不再是性别角色的决定性因素,女性更注重自我发展、自我选择、自我认同,因而生计方式与性别角色的展现形式均逐渐呈现出更多元化的趋势。综上,本文从女性代际生计这一视角出发,将生计和性别之间进行了关联研究,认为二者之间并不是一种单向的、决定性的关系,而是彼此施加影响的过程。生计方式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主导性别角色的改变,同时,性别角色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代际差异,又深刻影响着不同代际女性对生计的选择。本研究希望由此探讨侗族女性当代发展的困境与新的发展途径,补充代际差异、生计转型与少数民族女性角色变迁的相关民族志研究,为中国乡村振兴中的少数民族女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