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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农产品产量的增加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食品的需求从“吃得饱”转变为“吃得好”。但与此同时,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事件以及非洲猪瘟、动物源性疫病等突发事件,不仅加剧了消费者对我国食品安全体系的不信任感,也影响了我国食品行业的发展。随着食品可溯源标签、营养标签等属性标签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终端消费者对各属性标签的偏好和支付意愿,对企业的生产决策产生影响。
因此,在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基于选择实验法,利用上海市、杭州市和南京市525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混合Logit模型和潜在分层模型,以猪肉这一主要肉类来源为研究对象,研究人口学特征、感知风险、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等因素对消费者属性偏好的影响,并估计不同类型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此外,本文还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属性和动物福利属性的偏好进行对比研究。本文结论如下:
(1)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高,并对改善食品安全水平的属性持有积极态度,但另一方面,消费者对我国食品安全市场存在信任度低、对各属性认知度水平不高、主观认知与客观认知间存在差异等情况。
(2)消费者对各食品安全属性和动物福利属性均具有积极的偏好与支付意愿。其中,消费者对抗生素或生长激素属性最为敏感且支付意愿最高,其次是饲料喂养属性。与食品安全属性相比,消费者对动物福利属性的偏好程度和支付意愿均低于食品安全属性。此外,价格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消费者对我国食品市场的信任感缺失,虚假标签和食品安全标准执行不当等原因,导致消费者可以参考/愿意信任的产品信息较少,因而使用价格作为产品质量提示。
(3)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家庭中未成年人数等人口学特征,显著影响消费者对食品属性的偏好。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中未成年人数越多的消费者更偏好非转基因饲料喂养属性以及抗生素或生长激素属性。而对动物福利属性的偏好与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正相关。
(4)风险感知因素对消费者食品安全属性的偏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的风险感知程度越高,其对非转基因饲料喂养屙|生标签、抗生素或生长激素属性标签的偏好程度越高。风险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各属性偏好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风险态度对受访者的属性偏好无显著影响。消费者知觉行为控制显著影响其对饲料喂养属性的偏好与效用,但对抗生素或生长激素属性的作用不显著。而消费者主观规范显著影响消费者对抗生素或生长激素属性的效用。
(5)消费者存在偏好异质性,并可根据其偏好差异分为信任缺失型消费者、猪肉兴趣缺乏型消费者、价格敏感型消费者和安全属性偏好型消费者。信任缺失型消费者对各属性的支付意愿均为负值,其将价格作为食品质量特征,并且风险感知度更高、受教育程度更低。猪肉兴趣缺乏型消费者更偏好不购买猪肉,但仍对安全质量相关属性具有积极偏好,该类消费者受教育程度更高并且家庭中未成年人数更少。价格敏感型消费者对价格较为敏感,仅对动物饲养属性具有正向支付意愿,其具有收入水平低、家庭中未成年人数少、风险感知度高等特征。安全属性偏好型消费者愿意为不含抗生素或生长激素猪肉支付的溢价最高,家庭中未成年人数越多的受访者更有可能属于安全属性偏好型消费者。
基于此,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政府层面:(1)完善食品安全认证体系,规范标签使用秩序;(2)加大补贴力度,促进认证猪肉生产;(3)加强消费者教育,提高公众认知;(4)普及动物福利概念,完善管理体系。企业层面:(1)加大产品宣传,提供差异化产品;(2)拓宽猪肉销售渠道,完善网络渠道建设;(3)采用重点发展战略,优先生产高食品安全属性猪肉。
因此,在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基于选择实验法,利用上海市、杭州市和南京市525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混合Logit模型和潜在分层模型,以猪肉这一主要肉类来源为研究对象,研究人口学特征、感知风险、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等因素对消费者属性偏好的影响,并估计不同类型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此外,本文还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属性和动物福利属性的偏好进行对比研究。本文结论如下:
(1)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高,并对改善食品安全水平的属性持有积极态度,但另一方面,消费者对我国食品安全市场存在信任度低、对各属性认知度水平不高、主观认知与客观认知间存在差异等情况。
(2)消费者对各食品安全属性和动物福利属性均具有积极的偏好与支付意愿。其中,消费者对抗生素或生长激素属性最为敏感且支付意愿最高,其次是饲料喂养属性。与食品安全属性相比,消费者对动物福利属性的偏好程度和支付意愿均低于食品安全属性。此外,价格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消费者对我国食品市场的信任感缺失,虚假标签和食品安全标准执行不当等原因,导致消费者可以参考/愿意信任的产品信息较少,因而使用价格作为产品质量提示。
(3)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家庭中未成年人数等人口学特征,显著影响消费者对食品属性的偏好。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中未成年人数越多的消费者更偏好非转基因饲料喂养属性以及抗生素或生长激素属性。而对动物福利属性的偏好与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正相关。
(4)风险感知因素对消费者食品安全属性的偏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的风险感知程度越高,其对非转基因饲料喂养屙|生标签、抗生素或生长激素属性标签的偏好程度越高。风险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各属性偏好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风险态度对受访者的属性偏好无显著影响。消费者知觉行为控制显著影响其对饲料喂养属性的偏好与效用,但对抗生素或生长激素属性的作用不显著。而消费者主观规范显著影响消费者对抗生素或生长激素属性的效用。
(5)消费者存在偏好异质性,并可根据其偏好差异分为信任缺失型消费者、猪肉兴趣缺乏型消费者、价格敏感型消费者和安全属性偏好型消费者。信任缺失型消费者对各属性的支付意愿均为负值,其将价格作为食品质量特征,并且风险感知度更高、受教育程度更低。猪肉兴趣缺乏型消费者更偏好不购买猪肉,但仍对安全质量相关属性具有积极偏好,该类消费者受教育程度更高并且家庭中未成年人数更少。价格敏感型消费者对价格较为敏感,仅对动物饲养属性具有正向支付意愿,其具有收入水平低、家庭中未成年人数少、风险感知度高等特征。安全属性偏好型消费者愿意为不含抗生素或生长激素猪肉支付的溢价最高,家庭中未成年人数越多的受访者更有可能属于安全属性偏好型消费者。
基于此,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政府层面:(1)完善食品安全认证体系,规范标签使用秩序;(2)加大补贴力度,促进认证猪肉生产;(3)加强消费者教育,提高公众认知;(4)普及动物福利概念,完善管理体系。企业层面:(1)加大产品宣传,提供差异化产品;(2)拓宽猪肉销售渠道,完善网络渠道建设;(3)采用重点发展战略,优先生产高食品安全属性猪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