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人的主要负面影响是对人性的压制。许多思想家都对现代社会导致的压抑作出过分析和论述，其中极为突出的一位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左派代表，赫尔伯特·马尔库塞。他在《爱欲与文明》、《论解放》、《论否定》、《单向度的人》、《审美之维》等重要著作中剖析了现代社会中人性受到的种种压抑，设计了非压抑性社会的蓝图，并提出以恢复感性、诉诸艺术审美为解放人性的途径。　　艺术对人性的解放功能，更是小说家所关注的目标。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年代著名评论家、小说家桑塔格的文艺批评观与马尔库塞提出的人性拯救之道，　　有诸多相似之处。桑塔格振聋发聩地提出“反对阐释”的口号，并倡导以重视新的艺术形式为特征的“新感性”，是对那种将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狭隘化、意识形态化的作法进行的严正批评，也是对艺术形式对艺术发展本身、以及对人性所产生的解放性力量的充分肯定。尽管公众把她看作是一位评论家，但桑塔格个人最看重的是自己作为小说家的身份。那么，她的小说创作是否体现了、以及如何体现了她所提出的文艺解放、人性解放的主张呢？这正是本文所关注并希望求证的问题。　　鉴于桑塔格和马尔库塞在时代背景和个人观点方面的共通之处，本文以马尔库塞对压抑性社会的论述作为分析桑塔格小说的社会学理论背景，旨在提供一个明晰而便于操作的框架，阐明桑塔格如何通过小说这一特有的艺术模式，在面临现实的种种压抑之下，实现艺术对人的解放功能。　　桑塔格一生的观点和创作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和转折，因此对她的作品的评论也充满了争议。鉴于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在文化上蕴涵了各种变化契机的特殊时期，而桑塔格的影响主要源于她六十年代的言论，并且她在六十年代的文艺评论和小说都显示出相对一致的激进美学特征，本文以桑塔格在六十年代发表的文艺评论为基础，选取桑塔格六十年代创作的小说《恩主》和《死亡之匣》为分析文本对象，阐述她对艺术形式和功能的见解，并揭示她通过何种具体策略和小说技巧来展现文学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抵制压抑、解放人性的功能。　　第一章。任何一种艺术思想或实践都脱离不了具体的时代背景。桑塔格的主要思想形成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六十年代初期，当时的美国正处于一个经济上富裕但思想上顺从保守的时代，而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出现了一定的断层现象。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每个作家都在寻求打破沉闷、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文学形式。　　第二章。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马尔库塞从弗洛伊德的爱欲本质论出发，发起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总批判，并提出了非压抑性生存的设想。他认为人的本质要求解放，但现代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已经超过了一般文明所要求的压抑极限。要摆脱这种社会性“额外压抑”的途径就是幻想(fantasy)。幻想，尤其是在艺术作品中的幻想——作为“被压抑物的回归”——不仅可以揭示个体的秘密，还可以揭示文明的内涵。　　幻想在艺术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梦境。桑塔格的两部小说《恩主》和《死亡之匣》就是两个关于梦境的故事。本文首先分析了这两部小说的梦境叙事结构，进而指出梦境是对现实中的压抑因素的戏剧性再现。主人公潜藏在无意识中的种种压抑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印证、释放和解脱，而在梦境所提供的超越现实性的戏剧性场景下，被压抑的情感和本能被作者置于各种角色和关系之中，因而梦境为人提供了认识压抑、释放压抑的途径。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阐述了这两部小说如何通过梦境而对主人公产生的精神卸负与净化作用。　　第三章。在《文化的肯定性性质》中，马尔库塞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中所提倡的肯定性文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这种所谓高尚的、被社会所肯定的价值观念同化了人对现实的理解和渴望，实际上是以牺牲个人的真实需要和感受为代价的，它的背后是对个体的否定。马尔库塞呼吁取消这种肯定性文化模式，从而实现个体性的解放。　　因此，任何文学作品，都不应该是对某种价值的绝对肯定。即便是在《创世纪》这样宣扬上帝作为万物之主的肯定性作品中，也隐含了诸多否定的因素。在资本主义时期的传统小说中，作家通常通过主人公对某一特定价值观念的反抗，作为表现否定的形式。本文以奥斯汀的小说《爱玛》为例，分析了奥斯汀采取的否定手法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爱玛不愿结婚，然而经过一系列的波折，她最后还是回归到婚姻之中。奥斯汀这种否定法的积极意义在于，通过爱玛对婚姻的有意识的反抗，展现了她未曾意识到的欲望和情感。但这种否定手法的局限性在于，爱玛无法在社会肯定性文化的价值观之外找到自我肯定的途径。　　桑塔格明确提出现代艺术的力量在于它的否定性。她的小说更是采取了独特的否定形式:即对语言本身作为表达意义工具的否定。她的小说中充满了对语言的质疑和否定。语言不但无法帮助主人公适当地表达自己，反而更模糊了主人公对现实与梦境的认识和分辨。此外，她采用的警句式写作，突出了文字在表达意义上的矛盾之处，进一步消解了语言的传统达意功能。通过对语言本身的辩证性否定，桑塔格的小说不仅超越了传统小说中否定手法的局限性，创造了意义更为流动、丰富的小说空间。　　第四章。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发达工业社会通过大规模的生产和消费，不但使政治对立面一体化，还同化了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感受力，人逐渐丧失了感受、批判、否定的能力，成为“单向度的人”。为此，他提出要培养和发展人的新感性，让艺术在文化上、甚至在物质上都成为生产力去否定现存的体制。在《审美之维》中，他进一步强调了艺术形式的自治性，指出了审美形式的革命性和解放性意义。　　桑塔格在她的许多批评文章里，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艺术形式的重要性，呼吁发展人的新感性，并且强烈反对那种把内容凌驾于形式之上的评论风气。她认为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艺术的表现形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因此艺术形式比以往在更大程度上起到了革新意识、扩展感受的作用。因此，她以开放、欣赏的眼光对待当时出现的许多新艺术形式，尤其是对吸纳了现代技术的艺术形式赞赏有加。她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有意识地采取了反对阐释的策略，进行形式上的创新，并借鉴了一些新的艺术样式，诸如电影中对时空的处理手法，从而丰富了小说的表达形式，更新了人们对小说这一特定艺术样式的认识。　　第五章。桑塔格小说中构建的个人幻想世界、呈现的价值否定精神和表现的文学创新手法，都是艺术自治的反映，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对立范畴。她对艺术形式的倚重具有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倾向，以格拉夫为代表的批评家就对这种激进美学提出了强烈批评。格拉夫的批判言论与1920年代的批评家对二十年代文学状况的批判似乎一脉相承，因为二十年代的文学革新和文化反叛在一些人看来就是一场才智的浪费，是文学上的谬误和道德上的失败。那些热衷于进行文学形式革新的作家们更是被指责为缺乏社会责任感，对二十年代末发生的经济大萧条和社会危机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而1930年代左派知识分子对1920年代美国文学的激进美学潮流的清算，不仅使得格林尼治村这样的艺术飞地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也使得包括多斯·帕索斯和海明威这样大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作出了符合文学现实主义再现功能的调整。因此，从表面上看二十年代的文化反叛在一定程度上失败了。那么事隔四十年，桑塔格所呼吁和实践的艺术自治和革新是否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本文对二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呈现出的文学革新潮流进行了对比和分析，指出这两个时代推动文学走向个体、趋于形式创新的内在要素各有不同。　　在影响二十年代文学革新运动的因素中，有四个最为突出:欧洲文学艺术的影响、对清教主义的清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新的科学发现。这四个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导致二十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采取了抵制传统文化的姿态，并在文学创作的具体策略上表现出偏重个体感受、反对道德说教、强调文学形式的特征。由于这一运动远离社会现实的特征，在经济大萧条爆发后，它的价值遭遇到了质疑和批判，而30年代左翼运动在当时提供了一种看似更为彻底的社会救治方案，进一步动摇了20年代文化反叛的根基。　　与二十年代相比，六十年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构成有很大的差别。美国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美国通过一系列调整措施，经济实力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各种社会问题尽管依然存在，但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在文化方面，五十年代“顺从主义”所导致的“铁板一块”的大气候为六十年代做好了反叛的铺垫。而随着二战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专业化分工越来越明显，高度专门化不可避免地在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制造了紧张局面，文化很难全面地概括社会经验，个人的艺术变得要么讲求专门技巧，要么玄妙莫测。而各种新艺术形式更是试图融合各种传统艺术的类型，勾销艺术与经验之间的界限，从而来否定专门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推广和社会宽容度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根据他们的文化趣味和生活方式来相互认同，而不再拘泥于职业基础、教育水平等社会属性等同与否，这进一步促进了文化形式的更新和多样性发展。　　现代艺术，经过从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近百年的发展，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已经呈现出一种追求新颖和独创的主导性冲动。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把文化看成是制定规范、肯定其道德传统并以此来衡量、非难新生事物的力量。文化承担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它变成了一种合理自然的、对新事物永无止境的探索活动。文化已经被赋予了变革先导的功能，去探索各式各样的经验和感知方式，以破除一切类型的限制和压抑。　　结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新境遇，为文艺革新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本文将桑塔格的思想和作品，放置在马尔库塞所勾勒的压抑性社会的理论框架之中进行考察，分析她如何利用文学的特质和形式来反抗压抑、拓展感性、引导变革，从而实现人性的解放。这是六十年代的文化反叛和激进美学潮流的一个特殊注脚，也是对艺术形式在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功能的实证性分析。桑塔格所体现的勇于突破和创新的意识，以及所采取的种种写作策略，让人们看到了艺术形式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所发挥的主动作用，也让人们感受到了文学作为解放人性的手段的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