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国《食品安全法》在2009年重新进行了制定,提出了“假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原则以及“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但是“重行政轻民事”的立法理念根本没有改变,民事责任相关规定过于简单,司法操作性不强。一方面消费者在寻求民事救济的维权过程中困难重重,民事赔偿因为其他权利的冲突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初级农产品、食品认证检测机构以及国家监管机构相关制度的缺失和不到位,使得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法律规范的盲区和空白,不利于惩治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因此,鉴于当前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并妥善解决。本文通过介绍域外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安全民事法律制度,深入分析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民事立法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相关食品安全民事法律制度提出了合理的建议。首先,按照对食品的概念和范围的界定,食品的定义是广义的,应当将初级农产品统一到《食品安全法》和《产品责任法》的调整范围内,食品源头的生产者应当承担最主要的责任。其次,食品生产经营者遍及全国,过于依赖监管机构是不可能减少或杜绝食品安全事故的,因此,扩大市场主体连带责任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一方面,一旦确立了相关利益主体的连带责任,例如认证检测机构和监管机构,消费者不会因为企业的破产或推脱而索赔无门,降低了维权成本;另一方面,连带责任对相关责任主体起到刺激作用,使它们之间客观的履行职责和义务。再次,为改变当前消费者维权成本较高的局面,必须进一步明确《食品安全法》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由生产经营者举证证明自己的食品不存在安全问题,若其没有履行责任的充分证明,那么就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惩罚性赔偿应当以受害者的实际损失为基准,建立最低赔偿额诉讼制度,降低受害者的民事诉讼成本。最后,人身性债权和财产性债权虽然都是债权的范畴,但基于人身权高于财产权的理念,人身损害赔偿也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者清偿债务时获得优先。而且,在大规模食品安全事故中,政府相关监管机构的失职和不作为也间接造成了受害者的损失,从法律的公平正义角度看,让存在过错的政府债权优先于没有任何过错的人身债权获得清偿无论如何都是不合理的。从保障消费者的人身权角度看,对破产后的企业财产进行财产保全予以冻结后,在诉讼判决后先予以支付消费者的侵权损害赔偿,然后再执行税收刑事罚金和分配其他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