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的中国在世界上是社会发展水平最高、国力最强盛、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唐朝的强盛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更体现在文化的繁荣昌盛上，尤其是儒学在此时的发展突破了魏晋时期发展的桎梏，呈现出了与盛唐气象相匹配的文化特色。此时，唐朝实行开放的文化政策，与周边国家频繁的双向文化交流活动不仅丰富了唐朝的文化内涵，还使得儒学不断向周边国家辐射，对它们产生了极大的文化向心力。日本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非常落后，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日本统治者通过频繁的派遣遣唐使、留学生入唐，来学习以儒学为主的先进的唐朝文化。随后，日本以政治改革为切入点，仿照唐制设立中央、地方机构和官职，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在如火如荼的改革浪潮中，儒学不断影响着日本的文化教育、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逐渐适应日本本土文化的发展要求，并与其本土文化渐趋融合，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儒学。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是本文的主体部分，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论述唐代儒学在日本的本土化过程。第一部分是唐代儒学的特点。首先介绍唐前儒学的发展历程：从先秦儒学开端一直到魏晋时期玄学的盛行，儒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特点。其次是介绍唐代儒学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儒学在政治、思想领域的正统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重视词章、训诂，且更加强调经世致用，儒、释、道三教并立，在政治生活中各司其职。第二部分是儒学传入日本。重点厘定儒学传入日本的时间、东渡日本的途径以及日本社会对儒学的全面认同，进而指出儒学在日本各阶层的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第三部分是日本社会的“儒学化”，即儒学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圣德太子改制标志着日本社会儒学化的开始，中经大化革新使得儒学与日本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主要表现在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文化教育以及释奠祭祀等方面。日本通过选择性的借鉴吸收将本土文化和儒学很好地融合起来，形成了独具本国特色的日本儒学。第四部分是儒学的“日本化”，即早期日本儒学的特点。重点介绍儒学东渡日本后所具备的基本特色是模仿，缺乏创造力。其具体表现是：仅仅为国家建设提供改革理念而没有自我创新；将儒家思想比附在本土神教上实现各种文化的共存融合；在科举制与贵族执政传统相抵触的情况下排斥科举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