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个相对厚葬的时代,厚葬风气下,人们的丧葬消费呈现出新的内容和特征。与前人从政治、礼法角度出发不同,本文更为关注人们营葬活动的经济表现和差异,进而思考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影响。鉴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结合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唐代社会的丧葬消费状况进行考察。唐代人们的丧葬消费主要包括棺椁、明器、墓石等器物类,敛衣、丧服、面衣等服饰类,祭食、祭酒等饮食类,车舆等出行类的基本物质消费。此外,还有道教、佛教等宗教类消费,人力、挽歌等劳务消费。就整个丧葬活动而言,葬前、葬中阶段的消费项目较多,葬后阶段的消费较为简约。其中,葬前阶段的消费以各种用物准备为主,葬中阶段的丧葬消费出现炫耀性倾向。在整个丧葬过程中,唐政府以国家强制力对丧葬消费进行控制的身影无处不在。佛教等宗教性消费贯穿丧葬活动的始终,且带来精神性消费比重的上升。服务性消费的出现,推动唐代丧葬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由于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不同,不同的社会阶层也会呈现不同的丧葬消费取向。皇室作为古代社会的特权阶层,在社会财富的消耗中占有优势地位,其丧葬消费呈现出明显的奢侈性特征。官僚阶层的丧葬消费具有明显的等级性、炫耀性的特征,不同品级官员在官俸收入等方面的差异显著以及唐政府对各级官员丧葬消费内容的制度性规定,导致官僚集团内部的丧葬消费水平分层明显。在平民阶层中,商人群体,尤其是富商大贾群体,因其资产优势,在丧葬消费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僭越性特征。由于受经济实力的限制,普通百姓营葬艰难,则成为一种常态。在此背景下,社邑成为百姓丧葬互助的重要形式。社邑在丧葬方面的互助其实是社邑成员对未来营葬支出的预支付,实质是分散破产风险的一种方式。唐代丧葬消费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家庭经济方面,丧葬消费加剧了家庭财富的消耗,导致了部分下层平民的贫困化,甚至破产。在巨大的财物消费压力下,普通平民被迫参加生产活动以提高营葬能力。在社会经济方面,丧葬消费需求的增长,带来商品种类的增加,商品供应方式多样化,并推动丧葬相关行业的发展壮大和新的丧葬行业的兴起。此外,丧葬消费结构的变动也带动了商业结构的变动和商品经济的活跃。同时,丧葬中的佛事消费为唐代寺院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推动了寺院财富的增加。就社会而言,丧葬活动中僭越性、奢侈性消费的兴起,也冲击了唐代等级性的礼法秩序,导致了诚心致哀的社会风气的破坏。所谓“厚葬”,不但包括财物消耗巨大的奢侈性消费,超出自身经济实力的丧葬消费也属于厚葬的范围。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一致,唐代丧葬消费的发展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唐高祖、唐太宗时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和唐肃宗至唐末三个阶段。由于丧葬活动与等级秩序和礼仪规范的密切联系,唐代统治者一方面通过制定等级有差的相关规定对丧葬消费进行规范,另一方面,则通过颁发敕令对厚葬越礼的奢侈性消费进行禁断。但是,由于唐政府对孝道思想的极度推崇,以孝道为核心支撑的厚葬消费观念,成为人们丧葬消费的内在价值取向,使厚葬亡亲的丧葬消费由自发转变为自觉,反过来成为影响唐政府丧葬干预效果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