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区域间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不仅为研究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区域性的视角，而且为相关的区域性政策提供了理论的支持。由于历史及地理分布等原因，中国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拥有地理优势的沿海地区辅以“对外开放”等优先政策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明显高于内陆地区。这样显著的地区发展差异使得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更为突出，因此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也得到了学界的讨论。基于现有文献，本文认为该类研究存在一定改进空间:虽然大量文献讨论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然而鲜有文献提及其结构性变化，即讨论地区间溢出效应的长期变化趋势。本文认为研究溢出的效应结构性变化非常有必要，因为在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后，探究溢出效应的结构性变化能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结构性变化的区域性视角，为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持。　　基于区域的宏观经济数据，本文采用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估计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及其结构性变化。具体来说，本文的主要模型是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同时选取了2000年至2015年的月度工业增加值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本文通过一般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静态下的区域溢出效应进行估计，通过分样本分析、“滚动窗口”分析和Markov Switching VAR模型估计区域间溢出效应的结构性变化。对于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本文使用了Alessio等人(2013)提出的基于数据确定识别矩阵的VAR模型，该模型能够解决模型中识别矩阵由于缺乏经济理论而人为设定的不足。因此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具有以下两处创新:1）从时间的维度去考虑区域间溢出效应的结构性变化2）基于数据而并非人为假设对模型中的识别矩阵进行估计。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静态下的区域溢出效应和该溢出效应的结构性变化。前者主要探讨了中国区域间经济溢出效应的总体效应，而后者的重点在于该溢出效应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在这两种分析框架下，本文不仅讨论了沿海地区对于内陆地区的溢出效应，而且从两个方向细化了研究:东部沿海地区对于内陆不同地区（中部、西部和东北部）的溢出效应、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对于内陆工业化程度的溢出效应。在研究溢出效应结构性变化的框架下，本文采用了分样本分析、“滚动窗口”分析和Markov Switching VAR模型的分析方法，在三种不同的角度估计了溢出效应的结构性变化。　　基于脉冲响应函数与预测误差方差分析，本文估计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短期溢出效应与解释能力，得到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溢出效应的总体情况与变化趋势。　　在静态分析的框架下，本文讨论了沿海对于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溢出效应。与多数研究结论一致，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对等的溢出效应:沿海经济增长对内陆地区有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而后者对前者没有明显的溢出效应。该结论也与地区间相互解释能力一致，从波动的角度看，沿海地区对于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解释能力较强，甚至超过内陆地区自身的解释能力。与此同时，沿海对于内陆地区不仅存在着正向的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而且对于内陆地区的工业化也存在着溢出效应。相较于内陆地区自身的经济发展，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内陆地区的工业化增速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　　与此同时，本文细化了内陆地区，将其分割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沿海地区对内陆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溢出效应。由于地理位置的毗邻，沿海地区地区对于中部地区的溢出效应最为明显，其次是西部地区，最小的溢出效应出现在东北地区。本文同时也估计了内陆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溢出效应。内陆地区间的相互溢出效应主要体现为西部地区对于另外两个地区的溢出效应，并且内陆地区间的关系以合作为主，因为正向的溢出效应主导了内陆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　　在结构性变化分析的框架下，本文使用了分样本分析与“滚动窗口”分析探讨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结构性变化过程。在2008年前后，沿海地区对于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有显著的降低，而内陆对沿海地区的溢出效应却有一定的增强。伴随着溢出效应强度的下降，沿海地区对于内陆地区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也在下降。不仅是总体意义上的内陆地区，内陆不同地区对于东部沿海地区溢出效应的接受程度也在2008年前后出现了变化。东部沿海地区对于中部地区的溢出效应下降幅度最大，而对于西部与东北部地区的溢出效应下降幅度次之。伴随着溢出效应的下降，东部沿海地区对内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解释能力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滚动窗口”分析显示了与分样本分析一致但更为细化的溢出效应变化趋势。沿海地区对内陆地区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与解释能力从2000年开始就存在着一个下降的趋势，并且在2008年发生了最大幅度的下降。这样下降的趋势也存在于沿海对内陆不同地区的溢出效应和解释能力。东部沿海地区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下降幅度最为明显，对于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溢出效应的下降幅度次之。　　最后，本文使用了Markov Switching VAR模型探究了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对内陆地区工业化程度溢出效应的变化。回归结果显示该溢出效应大多时候处于一种“常态”，而在2008年与2015年附近出现了“极端情况”。在“常态”中，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对于内陆地区工业化水平有较强的正向拉动作用，该拉动作用甚至高于内陆地区自身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在“极端情况”下，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对于内陆地区工业化的正向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在总结区域间溢出效应的结构性变化后，本文也尝试通过产业转移的角度对这样的趋势进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