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面对西方的压力,清政府仿照西方建立现代国家制度以图变革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然而,却造成了“纸张天下”的政治积弊,冗员冗费大量产生。及至民国肇建,政府规模进一步扩大,呈现出臃肿态势,使得减政成为时人的普遍呼声。1913年9月,被誉为“第一流人才内阁”的熊希龄内阁组成,熊希龄、梁启超等人欲图刷新政治,有一番大作为。适逢财政困难,提出整顿财政的治标与治本之策,治本为整顿金融、改正税制、改良国库,是开源；治标则为减政,是节流。开源之策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财政难题,节流便成为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减政成为熊希龄内阁执行最力、时间最长的一项政策。减政提出后,可听到三种声音。一是赞成应和声,社会舆论多赞成减政,袁世凯、各省都督均表示赞成。各大报刊媒介也进行了大量宣传,扩大了减政的影响力。二是反对声,主要是低层职员因担忧被裁撤而反对。三是冷静的观察者,站在利益场外分析减政可行与否,并为减政提出建议。减政范围包括政权和军事两大系统,旨在裁减机构、裁汰冗员、裁减经费。在中央,总统府、实业部、司法部等部门表现最力,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裁汰。在地方,各省情形不一,一些省份减政取得一定成效,如湖北、广东和福建省,但多数省份则敷衍塞责,弃之如履。军事系统方面,革命后军队大为扩张,以至民初军费开支成为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因此裁军与缩减军费也成为减政的重要内容。综观此次减政,原本只是作为治标之策,却不料最后成为解决财政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所节约的部分经费对于艰窘的财政也不过杯水车薪。减政源于财政困难,而财政困难则因制度积弊,积弊不清除,减政反而越减越繁,与当政者所愿相背道。减政本是一项牵涉全国各机关部门的巨大工程,该经过周密计划,长期循序渐进的推行。而民初的迫切局势使得减政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特征,致使矛盾在短时间内急剧爆发,将减政淹没在敷衍塞责的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