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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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外流、资源匮乏和基层治理软弱涣散等问题倒逼国家全面深化改革,调整农村工作战略。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财税体制改革以来,国家转变过去从农村汲取资源的做法,通过项目制、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等举措,下沉支农、惠农资源。另一方面,伴随互联网技术发展和电商平台的迅速崛起,网络购物成为现代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在农村,近几年网上购物也悄然兴起。尤其因为2019年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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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外流、资源匮乏和基层治理软弱涣散等问题倒逼国家全面深化改革,调整农村工作战略。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财税体制改革以来,国家转变过去从农村汲取资源的做法,通过项目制、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等举措,下沉支农、惠农资源。另一方面,伴随互联网技术发展和电商平台的迅速崛起,网络购物成为现代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在农村,近几年网上购物也悄然兴起。尤其因为2019年岁末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农村电子商务、网络购物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作为新生事物,农村电商致力于实现产业兴旺和治理有效的双重目标。然而在具体运作的过程中,上述目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偏离,出现了行业乱象以及乡村精英垄断治理权力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采用“行业参与——精英俘获”的分析框架,将农村电商背景下的村干部划分为四种类型:从业的经济精英、不从业的经济精英、从业的政治精英、不从业的政治精英。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的村干部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过程中呈现的行为逻辑,及其主导下的乡村治理局面。研究发现,行业参与程度和个人利益目标,构成形塑村干部角色特征的主要因素。村干部行业参与程度越高,越能通过整合相关主体力量的方式实现团结协作式的行业整体发展;与之相反,行业参与程度较低的村干部往往因与从事电商行业村民之间相异的利益目标,而缺少助推行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此外,村干部对于经济和政治目标的不同追求,又会带来行为逻辑的偏差。伴随农村电商行业集聚和规模扩大,从业人员数量不断增多,致使行业发展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边界日渐模糊,进而激活村民参与治理的利益动机。在村干部俘获村治权力的情况下,其行业参与程度又会对乡村治理的民主化程度产生影响,并呈现出明显的共变关系。以农村电商为代表的乡村社会转型,在推动农村地区非农化发展的同时,又会进一步带来村社成员在价值观念和思想观念方面的转变,即村民的经济利益逐渐激活,并不断侵蚀传统村社中的价值、情感和文化共同体的根基。面对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传统诉诸情感联结和文化认同的做法往往因偏离现实而难以取得良好效果。对此,应将研究视角转向利益逻辑,并从利益视角出发,探寻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实现参与式治理的现实路径。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研究提出构建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做法,致力于通过公共利益的培植与增进,以及村干部行为动机的内部化整合,形成村民有序参与的乡村治理格局,进而推动实现产业兴旺和治理有效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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