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充斥着各类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由于技术发展和制度创新带来的巨大变革,社会、经济、文化环境越来越复杂,主体间的交互关系更加紧密、多元,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急剧提升,新兴风险不断涌现,挑战传统的风险管理体系。新兴风险除了具有传统风险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以外,还具有陌生性、系统性和极端性,对社会影响巨大。传统的单向性风险管理已经不能应对这样急剧变化的风险社会。风险治理,作为一个灵活性高、覆盖面广、参与主体众多的模式,是顺应发展需求而必然兴起的。政府作为治理的核心主体之一,在形成一个有效的新兴风险治理体系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对待风险的态度和治理方法直接影响其他治理主体和被治理主体的行为。缺乏对新兴风险的识别能力和治理能力将会严重威胁国家总体安全。金融行业包容性高、变化幅度大,金融领域的传统风险变异速度极快,陌生的新型风险也层出不穷,现代的金融风险大多为典型的新兴风险,如地方违规举债、互联网金融诈骗、金融体系内部秩序混乱和房地产金融泡沫等,都具有陌生性、系统性和极端性等特征。而金融业早己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柱,一旦金融体系遭受巨大风险侵蚀将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研究如何识别和应对金融新兴风险对维持我国经济和社会安全有着重要意义,也是推理我国新兴风险治理情况的重要路径。本研究通过对新兴风险内涵和风险治理等内容的理论阐释,搭建了新兴风险治理的分析框架,提出从知识积累、主体协同和资源聚合三个维度展开对新兴风险治理的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2011-2017年《人民日报》金融相关报道的内容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实证地描述了我国在治理新兴金融风险时的知识累积、主体协同和资源聚合的路径与机制。数据分析结果显示:(1)我国政府对金融风险的态度与知识积累相关,知识积累有一定滞后性,知识性治理失灵不可避免;(2)风险网络化治理初步形成,风险治理主体网络范围较窄、灵活度不高;(3)治理工具单一,社会化和市场性工具缺乏,风险治理资源聚合未形成。防范和化解新兴风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题中之义,为此,本文提出的治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包括:首先,需要制定合理的风险防范和化解目标,重视对新兴风险的风险评估过程;其次,应当建立和完善新兴风险适应性治理结构,加强治理体系的整体性与协调性,通过鼓励跨区域、跨产业和跨学科的信息流动,实现知识共享,减弱知识性滞后带来的影响;通过鼓励主体协作,形成富有弹性的治理网络;最后,拓展社会、市场参与机制,促进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的共同治理的形成,积极鼓励非政府主体参与治理,提高公共风险意识,培育公共安全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