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化抵抗是沦陷区人们实现抵抗意志的重要途径，因而沦陷区文学中的民族意识被赋予了更重要的意义。在“民族”逐渐成为历史主体的时代，从民族意识这一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具备的历史合理性，保证了本论文的可行性；而沦陷区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特殊存在，更有利于挖掘一些被遮蔽的事实；沦陷区文学史料的开掘则提供了论文创新的保证。本论文从“民族意识”的研究视角切入，以1937年至1945年间沦陷时期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沦陷区文学中民族意识的存在形态及其蕴含的意义。论文采用综合分析与个案研究结合的方式，主体部分从作家、文学期刊、集体记忆、叙事症候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沦陷区文学中的民族意识。第一章以沦陷区文学的创作主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沦陷区作家不同的生存方式和他们在沦陷区所创作的作品，透视他们在民族危机中的复杂心态与艰难选择。论文通过对沦陷区作家生存方式的归类研究，论证了不同生存方式的作家在内心却同样承受着道德的压力。同时，论述证明了民族意识对作家的心态与选择有着重大的影响：随着沦陷时间的延长，显现出不同作家在民族意识上有着强弱不同的差异，并由此导致他们作出不同的选择。本章选择了民族意识强弱不等、具有代表性的三位沦陷区作家山丁、张爱玲、周作人作个案研究。论文通过分析山丁作品贯通始终的现实精神、反抗意识、民族信心和作者的个人选择与苦难遭遇，证明强烈的民族意识是其不屈斗志的力量源泉，他的作品处处见证了民族意识的存在。而以张爱玲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群的崛起，是沦陷区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论文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成因：当民族叙事被绝对压制时，在生存压力与民族意识的双重作用下，沦陷区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开辟了另一种言说方式——她们通过日常生活的叙事，回避了一些敏感的话语。这一方式的存在，既是女性作家对生存现实的积极回应，也是民族意识在沦陷语境中，被迫以折衷方式出现的权宜策略。论文也论及了女性作家的个体焦虑、文明焦虑与民族命运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她们的作品中也能析出民族意识的存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个体，周作人在沦陷区的选择折射出更为复杂的心态。个人利益观念、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民族意识的道德压力，使周作人在沦陷区的选择与所为有着多角度分析的可能。周作人无视时代帷幕的更换，在“不变”的个人主义立场下，把个人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导致了一个既是个人，也是时代的悲剧。本章论述从总体上显示出沦陷区作家对于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与维护程度对于整个民族精神的维系有着重要的影响。第二章分析文艺期刊中的民族意识。文艺期刊在现代文学活动中处于一个重要位置，文艺期刊的创办为民族意识的传播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沦陷区文学期刊得以生存既是由于日伪当局出于统治的需要而产生，也是因为创办者以“不涉政治”、“传承文化”等多种理由争取出版发行的结果。此外，一方面由于文艺期刊的编辑者通过对文章的采用、体例的编排等手段，让整个编辑过程体现他们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沦陷区作家的稿件本身蕴含着民族意识，因而文艺期刊中蕴含民族意识也是应有之义。论文论证了沦陷区不同类型的文艺期刊中民族意识的表现存在着差异，并以《中国文艺》、《紫罗兰》、《万象》作为个案，具体分析了其不同之处。具有官办背景的《中国文艺》，在有着“民族意识”的主要编辑者张深切、张铁笙等人的努力下，呈现出较为斑驳复杂的“意识”色彩图景。其中“民族意识”有意无意的表露与“时局意识”的强制宣传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方面，《中国文艺》受出版背景的压力，不得不刊载一些日伪宣传作品；另一方面，《中国文艺》刊载大量充满着“民族意识”的作品。《中国文艺》中民族意识的存在与文艺性作品占主体的事实，表明编辑者在逆境中坚守了“民族文化”的编辑立场。《紫罗兰》市场运作的背景与独立的编辑制度，保证了它在用稿选择上的自由。贯彻始终的唯一编辑周瘦鹃则展示出鸳派文人在民族危机中的转变：从沦陷前的游戏心态到沦陷时期自觉的民族意识。《紫罗兰》以其纯正强大的通俗文学感染力，吸引了读者，并为人们的言说欲望、文化渴求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万象》的民族文化品格直接来源于编辑者对民族文化的自觉坚持和坚强不屈的意志。《万象》大致可以分为前后期，两任主要编辑人陈蝶衣与柯灵，以其各自不同的编辑方式，既反映出他们在文艺编辑上差异——前者更倾向于通俗性，后者则有着更鲜明的新文艺追求；又体现了相同的编辑思想——他们都有意识地在编辑中体现出延续民族文化的自觉性，并不同程度地宣扬了反抗精神与民族意识。《万象》积极宣扬的民族意识，聚合了大批进步作家，并吸引了广大的读者群，可谓是坚守民族文化的“战斗堡垒”。第三章分析民族集体记忆在民族危机中的作用。民族集体记忆本身是民族意识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维系和发展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础。论文从土地意识、民族历史意识以及民族语言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沦陷区作家以现实主义的精神反映出沦陷的土地所承载的痛苦、仇恨，并在悲伤中抒发自己的乡愁。同时，作者也在苦难中展开关于乡土的想象：他们不仅想象地建构一个“用生命兑换生命”，有着民族和人的尊严的社会，更呼唤血性中国人的出现，而对自然和谐、平等相处生活的向往也在此类想象之中。论文也论述了沦陷区“乡土文学”作为一种文学观，是与沦陷区统治当局的“瞒和骗”的文学相对峙的。它的提出对沦陷区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乡土文学作品中充溢着浓郁的乡土深情和民族情结是对殖民统治的有力反抗。其次，“乡土文学”的提倡，使沦陷区的文学上有了直面人生的品格。民族历史记忆可以说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前提，因为只有通过历史，一个民族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沦陷区文学的民族历史记忆首先表现在个人对祖先的景仰之情，以及由此产生的血脉相通的族类意识上；其次，也表现在展示民族历史上的辉煌业绩方面；此外，还表现在以民族风俗维系着民族感情和共同的记忆方面。民族历史情感则在沦陷区文学中呈现出来的两种倾向——民族自卑感与民族自豪感直接反映对民族的情感态度。论文着重论述了民族自豪感几种表现：一、通过描写异族统治下生活的苦难和对时局宣传的冷漠，来表达对日伪当局的不满；二、表达对民族文化的弘扬、赞赏和对殖民文化的反感、蔑视；三、关注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民族自卑感容易导致对民族集体的离心心理；民族自豪感则有助于增强民族自尊心，产生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历史题材的盛行，其实是作者对当时民众的民族情感倾向有着深入把握的表现，借用历史题材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抒写古人悲剧中潜行的民族情感、开掘古人性格的悲剧力量中寄托现实怨愤；其次，借感叹民族的历史命运来抒发民族现实遭遇的不幸；再次，借历史优良传统来传承民族精神，延续民族智慧；同时，借用具有悲惨命运的历史人物，挖掘历史教训，警醒国人。此外，论文也论及沦陷区历史题材作品关注历史人物日常生活的特点，这种对历史人物所进行的凡俗化描写，表露出沦陷区人们对平凡生活的珍爱以及对生存意义的深刻理解。语言是民族最牢固的纽带，是民族意识存在的根基之一。日本侵略者对不同沦陷区所进行的强弱有序的语言殖民教育，反映了他们企图灭亡中华民族的野心。“语言殖民”引起了沦陷区作家强烈的情感反应，他们用写作的事实表现出对民族语言的热爱，并对殖民语言统治进行了抵制与反抗。沦陷区“语言殖民”直接引发了沦陷区作家对汉语的思考。其中关于是否接受外来语的影响与如何处理“新文艺腔”问题的讨论，显示了这不仅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民族语言纯洁性和民族尊严的问题。沦陷区作家对民族语言纯洁、丰富与规范的努力反映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第四章分析殖民统治下的叙事症候。第一部分探讨民族危机下沦陷区文学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言说与伦理叙事上的特征。首先，沦陷区文学反映了作家们坚守民族气节的立场和对民族气节的理解，这表明大多数沦陷区作家在坚守民族气节这一道德底线的共同认识。其次，沦陷区文学作品真实地描述出暴力叙述的环境，从总体上展示出一个极不公正的社会图景。沦陷区文学中的暴力叙述不仅在作品中借助道德的修辞，显示出反抗暴力、以暴制暴的正义性，而且揭示了日伪统治阶层的恶行必将遭遇暴力报复，不义社会必然解体的命运。最后，乱伦叙事是沦陷区伦理极端失序的道德状况的写照。沦陷区文学的乱伦叙事作用主要在于说明个人家园感的丧失、关注个体生存苦难与道德困境以及刻画个体生命的惨淡与人生的虚无等三个方面。沦陷区文学的道德言说与乱伦叙事，真实反映了沦陷区当局统治的不合理性和人们对日伪统治的不满心理。第二部分分析殖民统治下沦陷区文学的写作手法。在殖民统治的残酷镇压下，隐喻是沦陷区作家最常用来曲折表达真实思想情感的一种方式。隐喻的相似性特征为沦陷区文学提供了广阔的表达空间。沦陷区文学中隐喻常以历史题材为喻体，借助历史文本中的意象和现实体验中的意象相对应性，真实地传达作家的写作企图，并曲折地表达真实感情和对当下的思考。此外，梦境也是隐喻常用的喻体。以梦为题材的作品是借喻体的不确定性和掩饰性，来表达对残酷现实的体验。隐喻的本体指向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表达了沦陷区作家的民族认同心理；其次是在生存艰难与道德自律之间对新的生存命题的进行追问；再次，是对战争本身进行反思和质问；最后，还是对当时普遍的不幸遭遇进行深刻的控诉，从而达到对造成苦难根源的清醒认识。论文主体的四个部分有着内在的联系，是以作品为中心，从作品的创作者、传播途径、内容以及叙事方式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考察其所蕴含的民族意识，并分析民族意识多层面的存在形态和意义。余论扼要地论述了沦陷区文学中的民族意识在时空流变中发生的一些变化。在空间层面上，由于区域文化与政治格局的影响，民族意识表现各有不同。在时间流变上，民族意识的变化反映在三个方面：首先，民族意识的变化在沦陷区作家参与沦陷区文坛的态度前后变化上得以体现。其次，民族意识的变化在沦陷区文学创作题材的变更上得以反映。最后，民族意识的变化还体现在人们对民族命运体认的变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