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南宅”一词是明清以来沂水地方社会形成的“文化符号”,最初只有“建筑空间”的涵义,专指当地望族刘氏的家宅——“八卦宅”。随着家族发展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扩大,“刘南宅”又渐渐成为沂水望族刘氏的家族代号。综观刘氏历史,从晚明到清末,“刘南宅”相继经历了“移民”“商人”“士人”“贰臣”“望族”的身份转变,其中“贰臣”与“望族”是清代以来“刘南宅”最典型的身份特征。受家族迁徙、政局动荡、皇权更迭、舆论转向、社会流动等诸因素影响,在向“望族”身份衍进的过程中,“刘南宅”的生存、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始终面临“身份认同”的困扰。尤其以明清易代之际,四世刘应宾从“明臣”到“清臣”的身份转变所造成的影响最为深刻。通过政治身份的转变,“刘南宅”重要人物刘应宾确保了乱世之中家族的生存、延续,但也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身仕两朝的特殊经历成为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对其家族的后续发展造成了困扰。从某种意义来说,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贰臣”后裔一直背负着较为沉重的社会舆论压力。因此,除了采取投身举业、乐善好施等一般性生存策略之外,刘氏精英也在不断进行身份调适和形象建构,以缓和这种相对紧张的社会关系。刘氏并非当地土著,移民身份使其先祖备受地方歧视。尽管二世刘志仁经商致富、累致千金,但依然被当地土著看作外乡人,没有得到地方社会的身份认同。在晚明士商互动频繁的社会环境下,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刘志仁及其子刘励鼓励子弟投身举业,以实现由商入士的身份转换。四世刘应宾举业成功、步入仕途后,刘家得以跻身仕宦阶层。伴随家庭身份的转变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刘氏开始出现礼佛施捐、营建书斋、望族联姻、邀请名人题写墓志铭等文化活动,这使其在当地逐渐声名鹊起,从而为清代的望族之路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在晚明党争不断、贪渎成风的政治乱局中,刘氏也一度遭受着政治风险和挑战:吏部文选司郎中刘应宾屡因官员铨选与阉党、权贵、时论发生冲突,备受诟议,成为清代南明史家笔下的“贪官”。明清易代之际,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发生着剧烈变动。在不同时段,不同区域内,士大夫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往往呈现不同的状态,出处选择成为当时士大夫群体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受晚明以来“阳明心学”“泰州学派”“李贽邪说”以及佛道思想的影响,刘应宾并没有“死社稷”,而是顺应时势、明哲保身,对满清统治者采取了合作态度。这既是出于保全身家、恢复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也与刘应宾仕途蹭蹬的个人经历和听天由命的宿命论思想有密切的关联。顺治二三年间,刘应宾曾任安徽巡抚要职。莅任后,刘应宾在政治上采取了晓谕徽民、解散乡兵、革除杂税等有效措施,在军事上协调诸军迅速平定了“土寇”“湖贼”以及残明政权的抗清运动,为清军平定皖省之乱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刘应宾抚皖期间卓有政绩,但满清统治者对其始终怀有疑虑。这与清初满清政权对待汉人知识分子的政策有关。一方面,清廷对汉族知识分子在夺取天下过程中的作用极为重视,不断吸纳汉族士人进入新政权;另一方面,清廷对担任巡抚要职的汉族士人并非十分信任。随着军事形势的好转,清廷大量任命汉军旗人担任地方督抚,取代了汉族士人的位置。在这一背景下,因“次子刘珙抗清”“滥给武职劄付”等事牵累,刘应宾旋遭清廷革职,只能侨寓淮扬,面临“不明不清”的“身份认同危机”。清初,针对“贰臣”的社会舆论相对宽松。侨居扬州期间,通过与当地官员、降清明臣、明遗民、山人等各色文人所展开的诗酬唱和、咏物怀古、共同游览文化遗迹等文化活动,刘应宾建立了较为广泛的人脉网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身份认同危机。基于来自外界和自身的双重压力,刘应宾进行了一系列自我形象建构活动,这包括出版《平山堂诗集》、撰写回忆录《江南抚事》和自传笔记《遇仙记》、创造“南向叩头”的春节仪式等。通过上述文化实践活动,刘应宾自我构建出“易代文人”“国家忠臣”以及“通仙”的历史形象,这为后世的道德教化、宗族建设并最终发展成为当地望族埋下了伏笔。随着清朝统治日趋稳定,程朱理学所倡导的“忠孝”观念逐渐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尤其乾隆皇帝下令编撰《贰臣传》之后,针对“贰臣”的社会舆论转向严苛。在这种情况下,“贰臣”经历所造成的困扰开始凸显,成为刘氏家族发展过程中无法绕跃的难题。在传统“忠孝”观念影响下,“刘南宅”不得不面临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双重舆论压力。因此相对来说,“刘南宅”的望族之路远较同期一般士大夫家族艰难。为了家族兴旺发达,刘氏精英秉承士大夫文化传统,在家族内外都做出了许多不懈的努力。在家族之外,以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思想为导向,刘氏精英或者出仕为官,勤政爱民;或者不乐仕进,造福桑梓。这为“刘南宅”在当地赢得了良好的声望。作为沂水县举足轻重的地方力量,刘氏精英一方面广泛参预县志编撰、倡建书院、散财赈灾、周济弱贫、保卫地方等当地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刘氏家族还延续了望族联姻的文化传统,从而进一步拓展和巩固了刘家在当地的权力网络。通过上述努力,“刘南宅”在国家层面和地方社会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这为刘氏望族身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刘氏精英对易代之际“贰臣”特殊历史经历的负面影响心知肚明,在家族内部开展了相应的形象建构和身份调适活动。在族谱编撰中,刘氏精英通过“造神”“失忆”“名人效应”等手段,对“历史信息”进行了巧妙的改造、再现和重构,形成了对刘氏发展有利的“历史记忆”:他们将祖先早期历史中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编入了族谱,形成了“家族神话”,从而围绕刘志仁、刘应宾、刘玮等刘氏先世营造出“通仙”的形象,令世人望而生畏;在日常民俗实践活动中,他们通过“八卦宅”“宝善堂”“薄葬但场面要大”等“民俗实践”和“民俗符号”将“刘南宅”营造出神秘、慈善、神通广大的社会形象;在沂水方志的撰修过程中,刘氏精英充分发挥地方大族的社会影响力,将刘氏家族的科举盛绩和他们先祖的光辉事迹导入了地方志中,使之成为县域公共历史的组成部分。通过上述活动,“刘南宅”被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这使当地民众对其充满敬畏,“刘南宅”成为当地县衙之外的文化、政治中心。由于“刘南宅”在当地拥有无与伦比的话语权和控制力,当“家族神话”流传到民间社会,又逐渐衍化出“纯阳画图”的社会神话。这就使“刘南宅”更加富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弥、淡化了“特殊历史”的负面影响。通过一系列文化符号和形象建构活动,刘氏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在主流意识形态下与国家、社会的紧张关系,从而树立和巩固了“刘南宅”在当地的政治、文化权威,成为沂水县赫赫有名的科举望族。尽管通过上述努力,“刘南宅”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贰臣”话语困境,并最终发展成为当地望族,但“贰臣”身份标签所带来的历史包袱始终存在。一方面,刘应宾仕明降清的经历已成为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并以传说、官方书写、民间野史为载体,成为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个体,“刘南宅”无法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抗,只能被动适应和主动调适。在清代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下,“贰臣”身份屡屡成为质疑、诟病刘氏家族的社会话题。作为地方权威和民众关注的焦点,“刘南宅”的历史、文化一度成为当地民间社会文化建构和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在国家政治衍进和社会观念变迁的过程中,“刘南宅”并非诸事顺遂、事事如意,也曾面临严峻的挑战:雍正朝推行的摊丁入亩制度触及精英阶层利益,这使国家与地方力量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乾隆朝编撰《贰臣传》,使得针对降清明臣的社会舆论开始转向严苛;随着下层民众向上流动的机会增多,旧的科甲精英面临新贵们对他们作为文化和社会仲裁者的地位发起挑战;在清末资产阶级激进派倡导的“汉族主义”及后来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士绅阶层被视为封建余孽、革命的对象。这些都对“刘南宅”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冲击。在上述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的变革中,由于统治权与诠释权转移造成的价值错乱,“刘南宅”的历史和形象成为当地民众“情感表达”“记忆建构”的素材,形成了“’刘南宅’与青州旗城”“蒲松龄坐馆’刘南宅’”“李五将军”“’刘南宅’风水发迹”、“刘纶襄夜访’刘南宅’受辱”等社会传说。这些传说无不是当地民众基于某种社会观念对“刘南宅”的讽刺、质疑和挑战,是当时历史情境下民众思想和价值取向的文化反映。通过以“刘南宅”为中心进行的一系列民间文学杜撰,当地民众表达出在社会走向、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等方面的情绪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