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的犯罪人格调查制度对于我国比较陌生，但是这一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生命力很强。随着人格行为理论慢慢进入刑法领域，传统的刑法主观主义和刑法客观主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人们在抛弃了“报应模式”的单一理念后，刑罚个别化、罪犯的再社会化、恢复性司法等理论开始在刑法领域中出现，西方刑事诉讼中开始出现犯罪人格调查制度。目前，我国在刑事诉讼犯罪人格调查领域的尝试，主要体现在审判工作中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格调查。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其中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辨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了更好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2006年出台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自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具体规定后，理论界关于是否应该开展刑事诉讼中犯罪人格调查工作的争议一直没有平息过。赞成者主张加快制度的建设，反对者建议慎重行事。实践中，很多省市并没有具体的关于犯罪人格调查工作的制度和实施办法。造成这种尴尬现象，不单单是地方司法部门的不作为造成的，更有制度建设的缺失带来的遗憾。本文通过介绍国外的相关法律规定、人格调查工作在国外实践中的重要作用等，论证了我国开展该项制度的时代重要性和现实需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