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经历了由敌对、缓和到正式建交的三十年。在这个漫长的转变过程中，虽然尼克松政府时期实现了中美和解的历史性突破，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此前的约翰逊执政年代（1963-1968年）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为此，本文选取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作为研究对象，旨在重新梳理该政府对华政策讨论与制定的变化过程，厘清白宫与国会中对华观点的多元性与矛盾性，探讨影响美国对华决策的多重因素，从而重新评估约翰逊政府在美国对华政策史中的历史地位。　　本文认为，在对华政策方面，约翰逊政府既没有简单地继承肯尼迪的强硬路线，也并未实施“遏制而不孤立”的新举措，而是始终摇摆不定、在矛盾中选择对华政策。这一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变化阶段。1963年末至1964年的政权交接期是第一阶段。约翰逊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了不同派别，希尔斯曼演说及其后果体现了派别分歧与矛盾，中国核试验的成功则进一步将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从政府内部推向公众领域。与此同时，在国际上，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国先后出现了对华和解的态度与行动。面对国内外双重压力，腊斯克所领导的国务院主要采取了降低分歧、维系旧貌的政策。第二阶段大致从1965年初到1966年末。面对美国政府受困于越南的局势，对华缓和派提出了“取道中国”的主张，即通过一系列“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缓和政策，增进中美沟通，借此将中国拉到谈判桌前，从而实现越战的和平解决。这些缓和尝试包括放松对华旅行管制和经济禁运、抵制“灰色电台”心理战项目、召开富布赖特听证会以及曼斯菲尔德“破冰之旅”的提议。约翰逊执政的最后两年是第三阶段。在此阶段，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重归保守。在表面逢迎缓和派的同时，约翰逊的核心幕僚私下并不将“遏制而不孤立”看作一项新政策，因此并未予以实施。由于中美两国国内局势的恶化以及美苏缓和的制约，约翰逊在1968年初提早搁置了缓和对华政策的各项提议。　　由上可见，约翰逊政府内部关于对华政策的主张始终存在着分歧与矛盾。因此，笔者认为，在肯定约翰逊时期为中美和解奠定基础的同时，又不能简单地将功劳归于约翰逊政府或者决策人。通过对缓和派与强硬派中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的研究，笔者发现:两派人物对于中国核能力、对华心理战、中国在越战中的角色以及“文革”等诸多问题的看法均存在差异，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的威胁性、共产主义的危害性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也持有不同的见解。这直接导致了在推动对华和解方面，两派的态度截然不同。一方面，以核心决策层为主的对华强硬派态度并不积极，这主要由于他们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包括决策人对越战的僵化思维、复杂的人物关系、反共意识形态、对华种族偏见与文化歧视，以及美国的盟国、苏联、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多方影响。另一方面，对华缓和派为推动中美和解所做的努力具有宝贵价值。其一，他们积极倡导美国政府和民众去重新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现实，为改善美国人对中国的无知、偏见、恐惧和排斥具有特殊意义。其二，这些缓和提议虽然在约翰逊任内未能实施，但是后来却几乎都被尼克松借为己用，变成开启中国大门的“金钥匙”。可见，在思想上和政策上，约翰逊时期的对华缓和派都为尼克松的中美和解发挥了铺石引路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