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以社会价值为首要目标并兼具市场化运营能力的新型创业形式,社会创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今社会所面临的贫穷、环境污染和资源匮乏等种种可持续发展问题,弥补了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慈善失灵的不足。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全球社会创业普及率已从2009年的2.8%提升至2015年的6.9%。在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下,社会创业已日渐成为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成为战略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和社会政策等交叉学科的研究前沿。尽管如此,社会企业结合了传统上看似不相容的核心组织元素,从而形成了天然存在的混合性,造成了其治理复杂性和组织脆弱性,使其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严峻的使命偏离风险,即社会企业的首要目标从实现社会使命转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现象。因此,了解组织混合性的构成,混合性如何影响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发生,以及厘清组织混合性的来源对社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问题也是组织管理领域的重要问题。一方面,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商业化是使命偏离最重要的来源,体现在社会企业由非营利向营利性质转型和组织规模扩张的过程中,缺少认知层面的探讨,且仍停留在专注于定义的理论层面或是讨论现象驱动的问题,实证研究不足。另一方面,学者基于组织身份理论、制度逻辑视角、悖论理论等不同视角,从人力资源安排、组织结构设计、内部管理机制和利益相关者互动等方面研究了如何管理社会企业的混合性,但存在忽略了其内部的异质性,缺少全面完整的视角,鲜有涉及对组织混合性的前因与结果的系统性探讨,以及过于关注组成混合性的矛盾元素之间的冲突性和冲突性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等不足。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以组态视角和阴阳平衡观为理论视角,系统全面地探讨组织混合性与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关系,基于中国情境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如何通过配置社会企业在不同维度的混合性以达到避免使命偏离的效果?第二,组织文化混合性如何影响使命偏离,其作用边界又是什么?第三,制度和个体层面分别有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社会企业不同维度的组织混合性?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使用了2017年和2019年中国社会企业专项调查数据以及两家社会企业的二手资料与访谈资料,采用了混合的研究设计,结合了fsQCA、案例分析和回归分析等多种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对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索。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基于组织活动、员工构成、组织设计和组织文化的内部混合性维度和跨组织关系的外部混合性维度,本文识别出了避免使命偏离的两种基本组合:"混合设计引领型"模式和"多元关系驱动型"模式。"混合设计引领型"模式下的组态强调的是组织内部设计的重要性,即在员工构成单一的情况下,社会企业通过构建混合性的组织设计能够有效避免使命偏离,"多元关系驱动型"模式下的组态则强调的是组织外部多元关系的重要性,但前提是社会企业内部需要培养混合性的组织文化。相对应地,本文也识别出了社会企业无法避免使命偏离的两种基本组合,即"单一约束型"模式和"错配失效型"模式,并发现了组织内外部混合性前因之间的替代关系。第二,组织文化混合性能够抑制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发生,且受到社会企业治理结构完备性和商业模式分化程度的调节,随着治理结构完备性的增加,上述抑制作用将加强,随着商业模式分化程度的增加,上述抑制作用将减弱,该结论在更换了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商业文化主导加大了社会企业使命偏离发生的可能性,对社会企业取得成功也存在不利影响;非营利文化主导对于使命偏离和取得成功的作用均不显著,相比之下,组织平衡性文化对使命偏离的抑制作用显著,且组织文化混合性显著加大了社会企业取得成功的可能性。通过对社会企业各维度组织混合性前因的探索并结合前文的研究结果发现,"混合设计引领型"模式更适用于成立在还未有社会企业立法、道教氛围浓厚地区的社会企业,"多元关系驱动型"这一种模式更适用于成立在市场化程度较低、而文化松紧度较高的地区,服务范围较广且拥有社会和商业双重工作经历创业者所领导的社会企业。本文主要的研究贡献体现在:第一,本文拓展了现有混合性和混合组织的研究。本文整合了已有研究的不同视角,摒弃了或混合或单一的二分思维,基于组态视角,运用fsQCA方法,识别出了"混合设计引领型"和"多元关系驱动型"两个能够有效避免使命偏离的基本模式,以及"单一约束型"和"错配失效型"模式两个无法避免使命偏离的基本模式。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企业可以通过对组织内外部不同维度的混合性及其程度进行战略性配置以实现更好地发展,即社会企业可以通过在某些领域保持混合性,而在其他领域保持单一性,从而形成避免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不同模式。本研究完成了混合性研究从"全息混合性"到了"表意混合性"的跨越,并从"是否混合"的浅表问题进一步延伸到了"如何混合"以及"多大程度混合"的深入考量中,同时也回应了社会创业领域学者对"混合组织异质性"研究（Battilana和Lee,2014）、"混合性程度"研究（Shepherd,Williams,Zhao,2019）以及"以组态视角探讨混合性问题"（Pache和Santos,2013）的呼吁。第二,本文丰富了社会企业治理,特别是使命偏离的相关研究。首先,根据前人对使命漂移的研究,本文提出了使命偏离的概念,并厘清了使命偏离和使命漂移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使命漂移是长期性使命偏离的累积结果;其次,本文对社会企业组织文化混合性与使命偏离的研究是从组织认知层面丰富了使命偏离的相关研究。本文从组织文化出发,尝试性提出组织文化作为组织的基本和稳定的原则,包含了组织的道德准则、核心价值观、决策和行为的依据等关键内容,其混合性通过动机上的"定"和行动上的"变"最终反映在组织的表现上,即抑制社会企业使命偏离发生的可能影响机制,推动了现有使命偏离前因研究从表面行为偏差深入到组织认知层面的进程。最后,本文通过讨论社会企业治理结构完备性和商业模式分化程度的调节作用,揭示了组织文化影响使命偏离在组织特征方面的边界条件,有助于更加全面和充分地理解组织文化和使命偏离之间的关系,增加了研究的适用性。第三,本文丰富了阴阳平衡观在组织管理领域的应用和社会创业的本土化研究。尽管东方阴阳管理的观点已被用于探讨组织创新、竞合、领导行为等各种充满不确定性的管理学悖论现象或行为,但在社会创业这一天生具有悖论的领域却还未受到关注。本文基于阴阳平衡观,尝试性提出了组织文化混合性对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抑制作用路径,揭示了东方管理哲学在社会创业这一新兴领域的巨大潜力。同时,本文在社会创业情境下进行了东西方不同理论视角的对话和融合是对现有社会创业本土化研究的一大补充,回应了国内社会创业学者对社会创业本土化研究必要性的不断呼吁（傅颖,斯晓夫,陈卉,2017）。第四,本文基于调研数据对社会企业组织混合性和使命偏离的实证研究结果弥补了近年来社会创业定量研究发展缓慢、数量不多的不足（刘志阳和庄欣荷,2018）。同时,社会企业的治理问题以其复杂性和多面性而闻名,本文创新性地将fsQCA方法引入社会企业治理的研究中,用以识别不同维度混合性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组合与社会企业使命偏离之间复杂的、不对称,以及等效的关系,加之fsQCA兼具定性研究的聚焦性和定量研究的普适性（Misangyi等,2017）,为全面理解如何避免使命偏离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研究工具和整合性的理论视角,也响应了社会创业领域学者对基于大样本定量研究以促进学科平衡发展和整体进步的不断呼吁（Short等,2009）,以及对使用多种方法讨论社会企业组织混合性问题的呼吁（Battilana等,2017）。本文也存在着以下几点不足:第一是横截面数据的有限性。虽然本文使用了2017年和2019年均接受过调查的社会企业进行fsQCA分析,以及对两家社会企业进行访谈和案例分析,但对混合性前因的探索以及对组织文化混合性和使命偏离的讨论都是基于横截面数据,这一方面可能会引起逆向因果关系的担忧（Estrin等,2016）,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讨论动态性的问题。未来研究可以通过跟踪调查或质性研究的方式继续在社会企业治理的动态过程上继续钻研。第二是社会企业使命偏离测量的问题。本文对于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的测量均建立在填写者的主观判断之上,这可能造成一定的偏误。虽然目前对于社会绩效的测量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但今后学者在涉及社会创业绩效的研究中也可以进行更深入地讨论。第三,本文对于组织治理调节作用的探讨停留在治理结构的完备程度上,未考虑治理结构特征可能发挥的作用,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治理结构规模、构成和日常活动等特征,对于社会企业决策乃至使命偏离的影响作用。最后,对于混合性的讨论尚存在不足。虽然本文已考虑了混合性的维度和程度问题,推动了现有的混合性研究,但仍然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未来继续深入探讨。比如,随着组织的不断成长,社会企业又将如何调整其混合性?在中国,政府参与是社会企业的一大特征,那么中国情境下社会企业是否不止混合了商业和社会福利两种逻辑,还需要考虑政府逻辑的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