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投资和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中国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无论是从边际消费倾向还是平均消费倾向数据来看，居民消费越发低迷，内需不足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特别在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中央政府已清晰的意识到过度依赖投资、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提高消费，降低储蓄率，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环，只有真正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切实拉动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有可能破题。目前，关于中国居民“高储蓄”的成因，国内外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详细探讨，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居民消费行为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1978年开始的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国际上并无可以借鉴的先例。随着改革的推进与深入，中国居民消费行为也呈现出许多不同于其他经济体的典型特征。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并未全面考虑到经济快速增长及经济转型期中国居民的众多典型消费特征，如经济快速增长下消费的惯性与刚性，新的社会分层下为追求社会地位而进行地位攀比，经济体制变革下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带来的收入与支出的双重不确定性，金融市场不发达导致的流动性约束，经济转轨期消费者非终身效用最大化，家庭消费决策的动态跨期优化过程等，而是仅抓住上述某一个或某几个特点展开分析，得出的结论难免有失偏颇，全面性不够。因此，本文对当前中国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全面分析，详细分析了中国居民消费行为众多重要典型特征，并以此为契机构建了符合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现代消费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从习惯形成以及地位寻求视角探讨了长期以来造成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行、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并对当前中国居民“高攀比”与“高储蓄”并存的现象进行了合理解释。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及方法、研究内容以及本文的可能创新点。第二章在简要介绍消费理论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主要对国外习惯形成理论及地位寻求理论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并简要回顾了国内学者研究中国居民“高储蓄”现象的相关文献，通过对现有研究的评述，寻找不足之处，为接下来的研究奠定基础。第三章到第五章是本文的核心研究内容。第三章在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期及经济转型期居民消费行为典型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了能够将这些典型特征全部包括其中的居民消费理论模型。理论模型表明，家庭的每期消费支出是其家庭财富、可支配收入、上一期的消费水平、地位性支出以及收入和支出方差的函数，家庭财富越多、可支配收入越大、上一期的消费水平越高，本期的消费支出就越多，但家庭设定的地位性支出和所面临的收入和支出双重不确定性越大，家庭便会降低当期消费水平，消费行为将变得谨慎。我们发现：①由于消费惯性的存在，前期消费的影响越大，也即习惯形成参数越大，家庭可支配收入的边际倾向就越小，这是由于习惯形成的存在促使消费者为了保持消费的长期稳定增长，迫使其降低当期消费水平并将可支配收入中的更大比例用于储蓄，因此习惯形成影响下的家庭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表明习惯形成能够合理解释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现象。②习惯形成的存在降低了收入及支出不确定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消费的惯性越强，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也就越小，并且习惯形成的存在还降低了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这表明习惯形成迫使消费者积累更多的财富以降低不确定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③虽然追求社会地位的动机会驱使消费者倾向将资源分配给具有外部“显示性”的地位性商品，但是为了能够获得这类地位性商品的消费能力，消费者会未雨绸缪提前储蓄，从而对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这就使得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现象。我们还发现，习惯形成降低了地位性支出对家庭消费的挤出效应，表明理性消费者并不会为了追求社会地位不顾日常消费而一味增加对地位性商品的支出，而是在保持日常消费逐年稳步增长的前提下，考虑最大限度的将资源用于地位性支出方面。可以说，习惯形成和地位寻求从不同角度解释了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现象，而本章使用宏观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习惯形成与地位寻求均对城镇居民当期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第四章使用微观数据从地位寻求角度实证分析了中国居民“高攀比”与“高储蓄”并存的现象。本文认为，当今中国居民“高攀比”与“高储蓄”并存的现象，与人们追求社会地位的动机密切相关，这一动机会促使人们增加具有“显示性”特点的地位性支出以维持或提升现有社会地位，这种地位性支出越大，就越会对人们的总体消费起到抑制作用，进而促使人们增加储蓄以获得进行地位攀比的能力，直白一些说，人们进行储蓄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行相互之间的攀比，可以将人们之间的这种消费攀比看作是地位攀比，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合理解释了现阶段中国居民消费“高攀比”与“高储蓄”并存的现象。本章的实证分析结果也支持了我们的分析，通过使用CGSS（2010年）微观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无论对于城镇居民家庭还是农村居民家庭，地位性支出均挤出了家庭总消费支出，且农村居民受到的影响要更大；而对于按照收入分组后的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来说，低收入家庭受地位性支出的影响要更大。第五章对习惯形成与地位寻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本文发现，习惯形成与地位寻求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方式不同，习惯形成探讨的是过去消费对现期消费的影响，而地位寻求探讨的是未来消费对当期消费的影响，二者都会使得消费者变得谨慎，从而增加储蓄，抑制消费。分析出二者之间联系与区别，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的解释当前中国居民消费低迷的原因。为此，本文分别构建了地位寻求和习惯形成的消费理论模型，并对比两个模型中消费的欧拉方程，发现它们都使得消费者的效用不是完全来源于当期消费量的大小，而是“净消费量”。只是前者的净消费量为总消费支出扣除地位性支出的部分，后者是总消费支出扣除习惯存量的部分。地位性支出和习惯存量分别是前期净财富的加权总和与前期消费的加权总和，都受前期消费量的影响，因而均可破坏函数的时间可加性。这样本期消费量的增加会使得下一期需要扣除的部分增多，即对后期效用产生负影响，因而理性消费者在进行效用最大化的决策过程中，不仅关注当期消费水平的即时效用大小，还关心其对未来效用的影响，两个模型均可使得消费者行为具有“瞻前顾后”的特征。另外，我们发现两个模型中“净消费”的欧拉方程均与经典消费模型一致，并且二者均可以在效用函数不变的情况下，得到一个较低的消费跨期替代弹性，从而可以用于解释消费的过度敏感和过度平滑现象。第六章是本文的政策建议。结合前面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从完善消费金融市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以及建立房地产长效防控机制等方面提出一些合理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