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必大(1126—1204)是南宋时期著名的士大夫,仕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在孝宗时代进入宰执阶层,并登上宰相地位。周必大社会活动的范围非常广泛,遍及中央朝政、地方治理、军政调度、外交事务、学术事业、文学创作诸多领域,现存有关他的文献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情况。本论文在以上四朝的历史时段之中,在当时宋金关系与理学新潮的时代问题之下,对以周必大为中心的各个社会领域的士人关系作出研究。本论文主体由五章内容组成：第一章以周必大进入宰执阶层以前的仕宦生涯为论述的时段,以高、孝两朝政局的转化为背景,来探讨当时的士人关系。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金战争爆发,孝宗朝初期上承这一政治格局,朝臣以张浚、汤思退为首,形成主战与主和对立的两派相与政争。其中汤思退作为秦桧旧党,忠实执行秦桧的和议路线。追溯周必大的出身背景,我们可知其与秦桧党存有渊源,在秦党被清算之时曾受牵连。周必大与汤思退关系密切,政治立场站在主和一派。隆兴和议以后,宋金关系趋于缓和,政治格局转向反近习运动,理学家成为这个运动的显著力量。周必大起初支持反近习之事,但后来反感于理学派的责人过严,与理学家张栻展开论辩,从此与理学派的关系日渐疏离。第二章探讨周必大担任宰执期间,宋金对峙之下的士人关系。此期南宋方面针对金世宗的一次巡幸事件开展过大规模的边备行动,在外交事务中,宋金双方亦发生过隐秘的政治角力。周必大参议军事、外交,在对金态度上持持重的自治之计。他处理各种对金政务,在诸多不同的政治势力间进行斡旋,调和矛盾。当时南宋的军政制度在技术上存在长期的弊端,周必大无法消弭这些弊端,它们最终在以后的开禧北伐中一一爆发,酿成许多恶性事件。第三章探讨周必大担任宰执及以后的时期里,士人在理学新潮之下的政治关系。本章接续此前所论周必大与理学派的关系,考察他在一系列政治事件中与理学家的矛盾与隔阂,一直追索到庆元党禁的爆发。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着意于考察周必大与理学家在政治上合作的一面,本章所述的对于他的观点而言是一种修订与补充。第四章对应第三章而撰,探讨周必大与理学派的学术关系。周必大是一名典型的馆阁翰苑之臣。为皇帝起草诏书、为朝廷编刊、校刻文集,润色皇室功业、矜尚辞章、校勘之学是馆阁翰苑之臣显著的文化特征。理学家一方面作为重视义理的士人群体,对于辞章之学颇为排斥,另一方面作为当时的学术流派,也会从事整理典籍的事业,从而挑战馆阁校勘之学。由此可见馆阁翰苑之臣与理学之士的学术旨趣有所差异。本章通过吕祖谦编刊《皇朝文鉴》以及周必大、朱熹争论《欧阳文忠公集》两件个案来论述周氏馆阁翰苑之学的立场,以及他与理学家的学术分歧。第五章对应以上各章所论士人关系之中的矛盾分歧而撰,论述周必大与主张对金作战的胡铨,以及理学派人士杨万里在他们共同的乡邦社会江西吉州的交游之事。这一论述旨在选取乡邦这一充满私人交谊的社交场合,将士人之间对待宋金关系、理学新潮所持的分歧态度置于此中关照,说明同乡士人面对时代问题虽会存有不同意见,但在一定条件之下,他们能够绕过彼此观点的不合而保持亲切的乡谊。显然,乡邦社会对于凸显时代分歧的中央政局而言,是一个淡化、消解矛盾的生活空间。本论文基于士人关系来研究南宋的历史,始于清算秦桧党徒、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金战争,终于庆元党禁、开禧北伐。借以阐述士人关系的变动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之一,士人关系是历史研究者必须仔细寻绎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