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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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以来,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为了适应新的发展环境,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实现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必须摒弃过去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企业是我国创新活动的重要主体,我国长期以来一直以财税政策鼓励企业从事创新活动。在财税政策的支持下,我国企业的研发支出规模持续增长,企业创新效率变得越来越重要。“营改增”是我国一项重大的减税措施,本文的研究重点为“营改增”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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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以来,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为了适应新的发展环境,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实现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必须摒弃过去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企业是我国创新活动的重要主体,我国长期以来一直以财税政策鼓励企业从事创新活动。在财税政策的支持下,我国企业的研发支出规模持续增长,企业创新效率变得越来越重要。“营改增”是我国一项重大的减税措施,本文的研究重点为“营改增”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营改增”解决了我国历史遗留的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并通过制定科学的税率、过渡政策等方式,帮助试点行业实现了税制改革“软着陆”。“营改增”不仅降低了试点企业的流转税税负,还通过增值税抵扣链将减税效应传导到非试点企业,同样降低了非试点企业的流转税税负,产生了全面的减税效果。企业是我国R&D活动的主要执行部门,也是专利成果的主要产出者。企业为了保持长久的竞争力,必须投资于R&D活动,不断建立自己的技术优势。但R&D活动具有成本高、回报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资金压力往往会使企业不得不放弃研发项目,而“营改增”的减税效应有利于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本文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估算了 2012-2017年“营改增”产生的减税额度以及2012-2017年各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享受到的减税额度,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营改增”具有减税的效果,且减税额度增加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R&D投入、专利产出、收入,这说明减税增加了企业的自有资金,可以激励企业将资金投入到R&D活动中去。为了全面系统地研究“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将企业创新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采用两阶段网络超效率DEA模型和两阶段网络超效率SBM模型,选用2012-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分别测算各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效率、成果转化效率以及兼顾两个阶段的综合效率。本文计算了“营改增”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减税效应,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减税效应显著提高了研发效率,这说明减税效应减轻了企业资金压力,提高了研发项目成功率;减税效应显著降低了成果转化效率,这说明减税会使企业选择市场前景次优的研发项目,使得增加的专利产出难以及时地转化为企业的收入;减税效应对综合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另外,本文还研究发现减税效应对研发效率还存在滞后的促进作用。通过对数据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减税效应对研发效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西部地区,这说明西部地区企业有提高研发效率的潜力,但缺乏研发资金;减税效应对成果转化效率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减税效应对中部和东北地区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的抑制作用具有一定替代性,总体上对中部和东北地区的综合效率体现出抑制作用。本文给出的建议为: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帮助企业减轻R&D活动资金压力,加强西部地区研发补贴力度,同时加强财政资金监管;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现创新活动的良性循环;培养企业管理者创新管理能力,提高企业创新管理水平,实现企业价值的长期增长。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本章介绍研究背景,引出研究的主要问题,界定研究的关键概念,阐述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介绍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最后对创新和不足进行总结。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介绍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包括研发活动的市场失灵、税收减免对创新活动的影响、“营改增”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测算方法等相关研究,为本文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为“营改增”与企业创新活动基本情况。本章介绍了“营改增”相关政策,说明了“营改增”的减税机制,并测算了减税额度;介绍了企业创新活动的基本情况,说明了样本选择的依据,估算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享受到的减税额度,验证了减税额度对企业R&D投入、专利产出、收入的促进作用。第四章为企业创新效率测算。本章构建了企业创新活动的两阶段理论模型,将企业创新效率分类为研发效率、成果转化效率以及综合效率。为了提高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章采用两阶段网络超效率DEA模型和两阶段网络超效率SBM模型分别对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测算。第五章为“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本章计算了“营改增”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减税效应,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减税效应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第六章为结论与建议。本章依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总结研究结论,并给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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