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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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莱考夫和约翰逊的合著Metaphors We Live By把语言学界对隐喻的认识提高到认知的高度,使隐喻研究从此摆脱了以文学和修辞为基础的的传统隐喻理论的束缚,开始正式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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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莱考夫和约翰逊的合著Metaphors We Live By把语言学界对隐喻的认识提高到认知的高度,使隐喻研究从此摆脱了以文学和修辞为基础的的传统隐喻理论的束缚,开始正式纳入认知语言学的新领域,建立起隐喻研究与人类思维的本质关系。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出发,突破传统修辞学束缚,运用概念隐喻及概念整合理论,分析李商隐诗歌中隐喻认知模式,为唐诗词的隐喻认知理解提供新的范式。针对其中较为复杂的隐喻主题和意象的关系,本文以朱林(2014)关于隐喻的观点为参考,将李商隐诗歌意象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包括将其意象从概念隐喻始源域的感官隐喻到抽象概念的目标隐喻,意象属性和概念隐喻以及该隐喻使用的规约化程度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考察,从而说明作者个性化隐喻的使用与人类赖以生存的隐喻思维息息相关,作者正是在认知语言学各种感官体验的相似性基础上,以自身悲剧性的浮沉身世为背景,将个人爱情悲剧、仕途悲剧及人生感慨融入于具身感知的诸多意象之中,用个性化的创新意象隐喻形成了触景伤怀,托物言志的写作特色。由此我们看出,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来解读中国古典诗词有其独特的魅力。但还需指出的是,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对于解决李诗中一部分意义复杂的朦胧诗,具有争议的纯咏物诗等尚不够完善,还需要相关理论的支持。希望本篇论文可以促进认知诗学在体裁和语言事实上的扩充,将以英语为主导的认知诗学研究的相对狭窄的局面加以改善,为中国古诗词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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